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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北京佛教(2)

作者:徐威

  三、平民百姓的佛教信仰

  元代大都民间佛教信仰的情况,史料直接记载甚少,难以直观了解平民百姓佛教信仰的实态。不过,从元代大都佛教僧侣数量急剧增加,以及参与大都法事活动的信奉者动辄数万等现象中,可以间接反映出在元朝佛教兴盛的时代背景下,大都民众踊跃参与佛事活动、竞相出家为僧,乃至形成浓厚的民间佛教信仰风习。

  据《北京通史·元代卷》记载,金末元初时的佛教僧众,主要是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女真、契丹等各族的百姓。忽必烈即位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又从吐蕃地区将藏传佛教引入大都,并尊崇其领袖人物为“帝师”,命其统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在藏传佛教后来居上的强势带动下,促使大都汉传佛教也获得很大发展空间。其时除主要的领袖人物仍由藏僧担任外,大多数僧众系由中原地区各族的民众组成。其中由漠北人居中原的蒙古族人士中,也已有许多人开始转而信仰佛教。

  由于佛教在元代的尊崇地位,促使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加之元朝政府为宗教人士设立户籍制度,僧人可以享受免除差役等负担的优待等等,使得民众对于佛教趋之若鹜,踊跃出家,竞人佛门,僧尼人数呈急剧增长之势。据《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二年(1331)五月,太禧宗里院臣奏准“累朝所建大万安等十二寺,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岁例给粮。今其徒猥多,请汰去九百四十三人”。按照原额,则各寺平均二百六十二人,增加后至寺均三百四十一人。此数额仅为帝王所建皇家寺院中的僧人数量,若加上“其他官私、僧众所建之大小佛刹,又有数百所之多”。山这些寺院内所居僧众之多不难想象。元代大都的僧尼和信众数量更是惊人。据《海云简和尚塔铭》记载,大都名僧海云生前“度弟子千余,……士庶奔走依向者以千万计”。仅海云一人就拥有千万士庶“依向”,则元代大都名僧毕集,所从度化的弟子和皈依的信众之多更是难以估量。

  还有更庞大的佛教信仰群体的记载。史称,元朝皇帝崇信佛教,经常大办法事,凡大婚、出行、祈雨、祈风、止雨、镇雷、修疫、超度等等,无不举办佛教法事活动,以至佛事名目众多,仅《元史·释老传》列出名称的就有三十余种,而实际上世祖至元年间已有一百零二种,至成宗大德年间竟增至五百余种。举办法会已成为常规性活动且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佛之教,自魏以来,迄于辽、金,……燕故多寺宇,元尤尊盛,为穹寺以法会者常数万人”。大都的法事活动动辄万人,这些法会的频繁参与者无疑多是普通民间信众和下层僧侣。此外,元代大都每年一度的“迎佛像游皇城”活动中,从城内到城外,巡游队伍所经之途,大都百姓扶老携幼,倾城而出,观瞻如林,成为群众性的佛教民俗活动。在这种朝野上下崇佛的浓厚氛围中,大都平民百姓佛教信仰的普遍和广泛程度由此不难想见。

  第四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寺院修建

  蒙元统治者兼容各种宗教,帝王大多崇佛,在北京地区兴建的寺院很多。如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兴教寺、大宣文弘教寺,成宗修建大天寿万宁寺,武宗修建崇恩福元寺,仁宗修建大承华普庆寺、大乾元寺,英宗造大永福寺(青塔寺)和大昭孝寺等。在统治者的影响之下,贵族官僚、地方乡绅和平民百姓风从效法,大都形成修建佛寺的高潮。

  一、新建的寺院

  元朝新建佛寺中有不少为帝王和皇室成员兴建或赐名的佛寺。大都皇家寺院的创建,始于世祖忽必烈。因当时兴建大都城,而原辽金名刹大多在旧南城,对统治者大行佛事多有不便。于是,由忽必烈首开其例,建大护国仁王寺与新都西北高粱河畔,其后诸帝相沿其绪。纵观有元一代,帝王在大都主持建造的巨刹多达十余所。

  大护国仁王寺,《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辛酉,“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以诸王伯忽儿为札鲁忽赤之长。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梁)河”。十一年三月,“帝师八合思八归土番国,以其弟亦邻真袭位。建大护国仁王寺成”。寺有昭睿顺圣皇后的神御殿。寺内梵天佛像为刘元所塑。

  兴教寺,《元一统志》记载,寺在都城之内顺城门里街西,建于至元二十年(1283)。延祐五年(1318)十月,仁宗“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给钞万锭”。至治二年(1322)十月,英宗又“建太祖神御殿于兴教寺”。

  弘教寺,址.祖时建。寺在城西万安山山脊。《元史·泰定帝纪》记载,泰定三年(1326)十月,中书省臣言:“养给军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山

  大天寿万宁寺,《元史·成宗纪》记载,大德九年二月,建大天寿万宁寺。寺为阿尼哥主持修建,位于大都金台坊。“元以奉安成宗御像者”。寺内有碑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

  大承华普庆寺,武宗至大元年(1308),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缅怀裕圣太后,“乃命大创佛宇”,寺成,“赐名曰大普庆寺”。寺有蒙元众多最高统治者的神御殿。《/顷天府志》记该寺位置称:“宝禅寺,元普庆寺旧址也,亦在河槽西,今其地名宝禅寺胡同”。

  大崇恩福元寺,《元史》记载,至大三年(1310)“十二月甲辰朔,以建大崇恩福元寺”。皇庆元年(1312)四月,“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寺为武宗及二后设置影堂。

  大永福寺(青塔寺),建于延祐五年(1318),至治元年(1321)落成。据《元史》记载,延祐五年九月,置大永福寺都总管府;十一月,敕大永福寺创殿,安奉顺宗皇帝御容。至治元年二月,大永福寺成。寺有真金长子甘麻刺(显宗)以及英宗帝、后神御殿。

  大乾元寺,《元史·仁宗纪》记载,延祐六年(1319)六月,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共缮修之费。可知寺建于延祐六年或之前。《元史·泰定纪》称,(泰定)二年(1326)七月,修大乾元寺。三年七月,幸大乾元寺,敕铸五方佛铜像。

  大承天护圣寺,据《大承天护圣寺碑》记载,天历二年(1329)春,文宗“幸近郊,观于玉泉之阳”选址建寺。天历二年五月,“以储庆司所贮金三十锭、银百锭,建大承天护圣寺”。至顺元年(1330)十月,“始命大匠治木”。二年四月,“始作土功”。三年,“寺大成”。元统元年(1333)十月,顺帝“奉文宗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于大承天护圣寺”。寺“规制钜丽,至正初毁而复修”。

  大觉海寺,建于至元二年(1336)。《元史·顺帝纪》记载,至元二年,顺帝以燕铁木儿宅赐灌顶国师曩哥星吉,号大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

  弘教普安寺,《宛署杂记·寺观》称,弘教普安寺,在白纸坊,元朝敕建,延祐六年学士程钜夫记。寺应建于延祐年间。

  义利寺(半藏寺),《日下旧闻考》引寺碑记称,寺“建于元至正间,为僧义佛驻锡之所”。义佛“早膺祖印,定慧不群,人羡所居,名半藏焉”。至正七年,其徒智存“奉状征铭”,丞相布哈奏请赐额“义利”。寺在中城积庆坊。

  兴化寺,据《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寺为元至正十三年(1353)敕建,元学士欧阳玄奉敕撰。

  石佛寺,《天咫偶闻》记载,石佛寺为元刹,石佛尚在,高逾尺。《日下旧闻考》称寺“在劈柴胡同”。元统元年,“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于石佛寺”。

  崇庆寺,据明《敕赐崇庆禅寺重建碑记》称,该寺建于大元至元二年(1265),“大宝集寺祖庭当代住持佛慧通理大师喜吉祥之所建”,“赐额曰崇庆寺”。寺位于“都城之西南隅约十里许”。

  兴福院,据元《兴福头陀院碑》记载,有僧舍尘,出家习头陀教,与其徒刘普照游京师,“草茇安寄,束身坚忍”。至元年间,平章政事王公毅、枢密副使吴公硅等“始买今院地”。大德年间,平章政事贾公夫妇引见于皇后,“出财帛建其殿曰慈尊”,“其悉以皇后私府输助之”。延祐五年(1318)告成。寺在大都保大坊北。

  元代大都地区,除帝王和皇室成员大力建寺外,广大僧侣士庶在大都新旧两城和郊区兴建的佛寺更是数不胜数。

  从容庵,《天府广记》记载:“元从容庵,元僧万松老人建。所著有《从容录》,今砖塔尚存。在宣武门内干石桥北”。据行秀寄耶律楚材书信中称,“万松昔尝评唱,兵革以来,废其祖稿,迩来退居燕京报恩,旋筑蜗舍,榜曰从容庵,图成旧绪”。从容庵应为燕京报恩洪济寺内的建筑。从容庵建于“兵革以来”,当指1215年蒙古军队攻陷燕京及其后的一段时期。

  团山寺(团山禅林),中统年间所建。《宛署杂记》称寺在桑峪社村,离城二百里。宋景定时建,旧名团山禅林。宋景定(1260—1264)相当于元世祖中统年间。

  紫金寺,《元一统志》记载,寺为元朝中统二年(1261)兴修。《析津志辑佚·寺观》称其为庆寿寺支院。

  延福寺,建于至元九年(1272)。据《元一统志》记载,大都故城乾隅,有善人姜普万,师事僧松岩。至元九年(1272)夏,姜普万于开远坊买地结庐,奉师为退隐之计,香积有厨,义聚有堂,以延福为额。

  无量寿庵,始建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皇庆二年(1313)重建。明《无量寿庵记》称,至元年间,居士屠文正至大都,师事荜庵满禅师于庆寿寺。二十一年,“出己资七百贯,买地十亩于太庙之西,作无量寿庵”。皇庆二年遇灾庵毁,其子觉兴“复谋营建。未几规制悉还其旧”。

  清安寺,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前,为糠禅寺院。据《诸路头陀教门部提点诚公塔铭》所记,至元年间,头陀教僧志诚人京。十四年,世祖令为大都路禅录。二十四年,“主九代宗师之清安寺”。

  胜因寺,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大德七年(1303)落成,为糠禅寺院。《胜因寺碑略》称,雪庵溥光,为头陀教第十一代传人。至元年间来大都。至元十八年,世祖赐大禅师之号,为头陀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溥光请于有司,得地八亩,规建精蓝。

  龙泉寺,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据《元一统志》所记,寺为禅师谷氏净端号龙泉老人创建,至元二十四年立碑。《宛署杂记·寺观》称,寺在北城日中坊。

  广化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建。《析津日记》记载,寺在日忠坊鸡头池上,元时有僧居之,日诵佛号,每诵一声,以米一粒记数,凡二十年,积至四十八石,因以建寺。另据寺中碑记所载,曾掘井得元碑,记载了此寺创建情况。然此碑已无存,碑文亦无考。据《北京的宗教》所记,元僧溥光的高足寂庵志诚曾于世祖中统初年进京受戒,曾在广化寺主持佛事。元程钜夫《雪楼集》中收有《诸路头陀教门提点诚公塔铭》记载,至元二十五年,大都路禅录志诚“得隙地都之灵椿里,构兰若曰广化”。凹

  圆恩寺,明《顺天府志》记载,寺在昭回坊,元至元间建。《日下旧闻考》称,寺“在圆恩寺胡同,有碑二,剥落不可读”。

  极乐寺,明《顺天府志》记载,寺在都城北城崇教坊,至元年间建。《日下旧闻考》称寺在安定门街东。

  法王寺。至元年间建。为广通寺前身。《明一统志》记载,“广通寺,在府西北二十里,旧名法王寺”。《日下旧闻考》引《重修广通寺碑》记载,“都城西直门外乾隅,有寺原名法王,乃元至元间僧贵吉祥所建,为三藏法师漠沙室利弘法道场”。

  净明禅寺,《敕赐净明禅寺记》记载,“京都之西大峪岭团山净明禅寺,乃前朝至元间有僧柘溪之所创建”。

  昭应寺,据《春明梦余录》记载,该寺“至元中建”,在阜成门夕L。

  幡竿寺,至元年间建。据《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辅·保大坊》记载,该寺在明朝都城中城保大坊。《宸垣识略》称:“幡竿寺在保大坊双碾胡同,俗称舍饭寺,元至元间建”。

  灵福寺,《宛署杂记·寺观》称,灵福寺,在田各庄。至元年间,僧海云建。

  昭化寺,《帝京景物略·玉泉山》记载,寺为元世祖时建,在都城西二十里玉泉山。

  杨国公寺,建于元初。《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寺在金城坊,为“杨总统之父”所建。“杨总统”系杨琏真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任其为“江淮释教都总摄”(世称江南释教总统)。后于至元二十八年被问罪。故其父所建杨国公寺应在此前。

  崇圣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崇圣寺,元大德十一年创,寺址在太子务村。

  圆宁寺(元宁寺),建于大德年间。《日下旧闻考》称:“圆宁寺在今羊管胡同,系元时旧迹,以僧圆宁得名”。《五城坊巷胡同集》误作元宁寺。寺内“有元时石碣,亦作圆宁”。

  崇国寺(北),至元二十四年(1287)僧定演建,皇庆、延祐间重修增建。元大都崇国寺有二,据《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铭》称,定演“七岁人大崇国寺,事隆安和尚”,此为南崇国寺;至元二十四年(1287),“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协力兴建,化块砾为宝坊,幻蒿莱为金界”。即北崇国寺。寺址位置,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在北城发祥坊。

  海藏寺,《宛署杂记·寺观》称,寺为元皇庆二年(1313)建。明《顺天府志·寺观·宛平县》称寺在都城北城日忠坊。

  能仁寺,建于延祐六年(1319)。明《大能仁寺记》称,“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元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二之额”。

  万严寺,建于至治元年(1321)。据明《寰宇通志》记载,“万严寺,在城内北。元至治元年建”。

  灌顶寺,《元史·英宗纪》记载,至治元年十二月,英宗车驾幸西僧灌顶寺。寺应建于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以前。《日下旧闻考》称寺址“无考”。

  弥陀寺,《宛署杂记·寺观》称,弥陀寺,在张各庄,元至治年创。

  碧云庵(寺),建于至顺二年(1331)。《帝京景物略》记载,寺有“二元碑:一至顺二年立,一元统三年立”。又记:“碧云庵于元耶阿利吉,寺于正德十一年”。文中“元耶阿利吉”所指不详。查《日下旧闻考》卷87《御制碧云寺碑文》所记,“自元耶律楚材之裔,名阿勒弥者,舍宅开山,净业始构”。据分析,“元耶阿利吉”或为“元耶律楚材之裔阿勒弥”的汉化简称。《宛署杂记·寺观》称,碧云庵,在聚宝山。元至顺年,山僧圆通修行,重建。至于圆通与阿勒弥是否有联系,尚无可考,庵建于元至顺年间则可得到佐证。

  兴国寺(兴国禅林),《日下旧闻考》引明人碑记称,“京师德胜门外,有古刹遗址,发地得石碣,盖元之元统三年兴国禅林也”。同书又引清人碑记云,“寺自元之元统间,僧本量募建,为兴国禅林”。

  永明寺,《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元年春正月,“命永明寺写金字经一藏”。寺应建于至正元年(1341)以前。《日下旧闻考》称,寺址“无考”。

  大寿元忠国寺,《元史·脱脱传》记载,至正三年,“脱脱以私财造大寿元忠国寺于健德门外,为皇太子祝厘,其费为钞十二万二千锭”。

  兴国寺,建于至正年间。明《敕赐兴德寺记》称:“兴德寺在德胜桥之西,旧本兴国寺,不知自何时而废,其遗址尚存”。后掘地修筑,得石碑,上记为“龙泉祖刹监寺圆公……施兴国禅寺,永为供具,凡二百余年,盖至正三年也”。《宛署杂记·寺观》称,寺在北城日中坊。掘地得至正二年碑。

  柏林寺,《日下旧闻考》称,“柏林寺在国子监之东,”有明正统间所存故碣称“元至正七年肇建”。

  普济寺,《日下旧闻考》引《霸州志》称,“普济寺在州东门外,至正二年建”。

  二、重建或增建的寺院

  元朝北京地区重建或增建的寺院很多,比较著名的主要有大天源延圣寺、大圣寿万安寺、大觉寺、大开泰寺、大永安寺等。

  大天源延圣寺,原为唐卢师寺。《元史·泰定帝纪》载,泰定三年二月丙申,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敕以金书西番字《藏经》。泰定帝死后,寺改设明宗帝、后神御殿。

  大圣寿万安寺,原为辽永安寺废址。《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九年,“建大圣寿万安寺”。此前,至元八年三月,忽必烈开启辽塔发现舍利,乃令阿尼哥主持重建。至元九年,始重建殿堂。至元十六年十二月,舍利塔(即白塔)建成。至元二十二年寺院又进行扩建,诏拣公开山主之。“至元二十五年四月甲戌,万安寺成。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

  大觉寺,原为辽义井精舍,金改名大觉寺。元朝重修寺、塔。据《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记载,蒙古军队攻克燕京后,有宣差刘从立等“疏请奥公和尚为国焚修,因革律为禅”。奥公“罄常住之所有,赎换寮舍,悉隶本寺,稍成丛席,可容千指”。后又有李德施财“完葺其塔”。

  万安禅寺,《元一统志》记载,寺原为唐一行所建兴禅寺,后废。元代“再新建”,“赐额曰万安禅寺”。中统三年(1262)六月,又“立传法正宗之殿”。原兴禅寺旧址在“悯忠寺之西”,即今宣武区南横街一带。

  圆明寺,原为旧刹三学寺,元朝重建。《元一统志》记载,三学寺本辽、金旧刹,未及百年而荒废。后复新建,革律为禅,改名圆明寺。元耶律楚材曾作《三学寺改名圆明仍请予为功德主因作疏》,故寺重建改名应在耶律楚材(1190—1244)生前。

  荐福寺,建于辽,后以兵革废。《元一统志》记载,元朝辛亥(1251)岁时,谦公长老兴修,至戊午(1258)落成。

  海云禅寺,原为旧刹普济禅院。据王万庆撰并书《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记载,岁在辛丑(1241),燕京普济禅院宗主善琛与其僧众以状施其院为师(海云)养老之所。普济禅院后经海云重修,忽必烈闻而嘉之,乃取师之自号,改普济为海云禅寺。至于寺址,《日下旧闻考》称“无考”。

  报恩禅寺,寺在辽中都旧城。《元一统志》称,该寺重修于元朝癸丑(1253)岁,有大德元年国师道业功行记。

  大开泰寺,《元一统志》记载,寺原为辽金旧刹,后毁于兵尘,独存大殿。蒙哥汗时,海云印简请云山珍公开堂演法,遂为此寺之五代祖。蒙哥汗深加崇重,赐以金帛。云山珍乃负荷新建,重修殿宇。

  报恩寺,原为前朝旧刹,《元一统志》记载,寺有中统四年重修寺记。

  大永安寺,原为金朝旧刹。《元一统志》称该寺元朝兴修,庄严殊胜于旧,有中统四年太保刘秉忠号藏春散人十咏。重修应在中统四年(1263)以前。

  报国寺,始建于辽。《天府广记》称,该寺“元中统中建于彰义街”。

  下生寺(下生院),《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寺始建于金,中统年间,圆悟通辨大师比丘尼志重建为尼寺。

  天王寺,寺在旧城延庆坊内,始建于唐。《元一统志》记载,该寺至元七年(1270)建三门,而殿宇未能完集。

  庆寿寺,始建于金。《元一统志》称该寺至元十二年(1275)重修,至十九年工毕。重修之后,为京都之冠。至顺二年三月,绘皇太子真容奉安庆寿寺之东鹿顶殿,如累朝神御殿仪。

  吉胜寺,始建不明。《宛署杂记·寺观》称,该寺至元十三年(1276)僧圆从重建。寺在曹各庄,离城六十里。

  天宁禅寺,《元一统志》记载,有僧普净至燕京礼僧万松行秀。至元十四年(1277),普净罄衣钵之资,得广济废址,大兴土木,造佛宇,为天宁禅寺。

  圣恩寺,原为唐大悲阁,辽朝重修。《元一统志》称寺至元十九年(1282)重建。寺址据《析津志》所记“在南城旧市之中”。《日下旧闻考》称:圣恩寺在斜街口。斜街位于今牛街北口对面。

  天庆寺,原为辽永泰寺,金代毁于兵烬。元世祖至元九年重建,有学士王恽《大元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并序》称,至元九间,有僧雪堂始来结庵而主之。至元二十一年冬,皂孙葛玛拉出资,“起三大士正殿,丈室七巨楹,下至门闾庖滔宾客之所,略皆完美”。工役始于二十二年春,成于二十三年秋。阙地曾得废钟,上刻天庆二字,后为新寺名额。

  延洪寺,《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寺在崇智门内,起自中唐。元朝那摩国师重修。

  昭觉禅寺,据《大都重修昭觉禅寺碑记》载,寺创于辽,金因之。贞佑初,毁于火灾。元初,僧善智得到檀越善款楮币二万缗,重兴废刹,“中央殿宇,次及门庑斋寮,宾舍香积,色色俱备”。《析津志辑佚·寺观》记寺在大都常清坊。

  大明寺,原为金甄乐寺。《元一统志》记载,元初该寺屋老僧残,宝集寺大觉圆通大师志玄遂以金易其地,大阐法筵,律仪为世所重。门资洪济极老复开疏增修。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都报恩禅寺林泉从伦为该寺重修撰写碑记。寺在旧城安仁坊。

  观音院,《元一统志》称,寺原为金朝禅僧从正所建,在燕京城开阳里。至元年间,有僧正坚重修。至元三十一年(1294)立石,翰林直学士王之纲记。

  寿安山寺(昭孝寺),原为唐兜率寺。元朝改名寿安山寺,后名昭孝寺。《元史》记载,延祐七年(1320)九月甲申,英宗建寿安山寺,给钞千万贯。十月,命拜珠督造寿安山寺。至治元年春,诏建大刹于京西寿安山。十二月,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泰定元年二月,泰定帝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山寺。天历元年,文宗立寿安山规运提点所;三年,改昭孝营缮司。至顺二年正月,文宗又以寿安山英宗所建寺未成,命雅克特穆尔、萨勒迪等总督其工役;以晋邸部民刘元良等二万四千余户隶寿安山大昭孝寺为永业户。

  镇海寺,原为唐感应寺。据明《重修镇海禅寺记》称,该寺在都城一舍许曰西山尸陀林秘魔崖。元朝“至大元年(1308),重建殿宇,改赐今额”。

  瑞云寺,据《重修瑞云寺碑》记载,寺原为隋唐旧建,兴废屡经。至顺二年,长老信忠“化诸檀信,整高殿宇,绘祖师堂,塑彩天王、地藏,置建僧房……咸为一新”。

  崇效寺,寺原为唐初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而建。《析津日记》称,“元至正初,以唐贞观元年所建佛寺旧址建寺,赐额崇效”。寺在白纸坊,有明人碑记,称该寺,“宋元末因罹兵火,日久倾颓。至正初,为好善者募缘重葺,赐额曰崇效”。

  除上述之外,《河北通志稿》记载密云、顺义、平谷、昌平、通县等地建于元朝的佛寺二十余所。何孝荣先生从《析津志辑佚·寺观》等书中辑录出存于元朝而不详建况的佛寺五十余所。从中不难反映出元代佛教在北京城乡普遍发展的状况。

  第五节  北京地区的佛经刊刻

  由于元代渚帝崇佛,凡建大佛寺,必置经藏,故佛教经典的刻印在元代较之辽金二代更为普遍。《弘法寺大藏经》和《元官版大藏经》先后问世。《元英宗铜版大藏经》,虽为史料记载元英宗在位时确有镂铜板刊行大藏经之议,但没有发现实物遗存。以雕造石刻大藏经闻名的云居寺在元代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却没有官方续刻石经的记录。元代云居寺刻经,仅有高丽僧人慧月于至正年间所补刻的华严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    .

  一、《弘法寺大藏经》

  又称《弘法藏》。相传是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在大都弘法寺刊刻的一部大藏经,至今尚未发现流传的印本。佛教学者蒋维乔撰《金藏雕印始末》一文认为,《金藏》经版运至燕京后储存在弘法寺,后经元初补雕,从而形成了元代的官版藏经《弘法藏》。此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沿用。《弘法藏》的内容,从现存《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里所引的《弘法人藏录》可以了解。

  二、《元官版大藏经》

  简称《元官藏》,约开雕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完成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是版本认定和定名都较晚的大藏经种类。据考,全藏收经至少有6500余卷。对于《元官版大藏经》,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曾在万历年间所撰《嘉兴藏·刻藏缘起》中提到元版藏经不下十余副,却没有说明这十余副元代的版刻藏经到底是些什么藏经,存放何处。以往虽然有《弘法藏》、《至元录藏》、英宗《铜板藏经》种种说法,但由于未见实物,故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确实存在。直到1979年云南省图书馆在整理馆藏佛经时,清理出13册版本不明的元刻藏经,经过有关专家的再次清理、鉴别与考释,认定云南省图书馆的这13册与另外19册佛经属于一部未见著录的元代官刻大藏经,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元官藏》的藏名。该藏的版式特点为一版七个半页,四十二行,半页六行,行十七字,边栏为上下双边。有的经卷正文前附有至元二年太皇太后发愿文,末附僧名录。《元官藏》存世实物极少,国内以云南省图书馆的收藏最多;国家图书馆、上海华龙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一些私人手中也有少量收藏。

  三、《元英宗铜版大藏经》

  为元代官刻大藏经。据《北溪延公塔铭》记载,元英宗曾“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刊三藏,将镂铜板以传后”。另据《补续高僧传·法祯传》记载“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冶铜为板,而文多舛误,诏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校,师与湛堂,西谷五人为总督”。两文所记均表明,元英宗在位时确有镂铜板刊行大藏经之议,但由于没有实物遗存,无从证明当时是否实施了刊刻。

  四、云居寺石经续刻

  元代云居寺石经续刻,为高丽僧人慧月于至正年间所补刻的华严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

  大元一统后,有着雕造石刻大藏经传统的云居寺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延祐二年(1315),元仁宗降旨,在涿州举行盛大的佛教法会,朝廷官员明里董阿奉旨前往涿州代仁宗进香。他听说白带山藏有石经,于是顺便到云居寺视察。明里董阿回京后,奏请元仁宗赐经律论一大藏,藏于云居寺内。时为“归源云公”任云居寺住持时期。

  至正元年,高丽僧人慧月来到中国,在赴五台山朝圣归途中路过云居寺,目睹小西天华严堂(雷音洞)石户毁坏,堂内所嵌石经残损,于是发愿修葺经堂,补刻经碑。元《重修华严经本记》记载,慧月向前来云居寺的资政院使资德大夫高龙卜和匠作院使申党住二位官员陈述自己意欲修堂补经的心愿,得到二人鼎力相助“布施净财千余缗,命慧月施劳董工,修石户经,不月余而俱修”。慧月共修补了雷音洞内的五块经板,分别是:雷音洞右壁《弥勒上生经》四块经板中的两块,《胜鬘经》四块经板中的一块,前壁《维摩经》三十三块经板中的两块,并留下了“慧月修补经石”的刻经的题记。在云居寺石经刊刻史上,留下了由外国僧侣主持修葺寺院并补刻经版的生动记录。

  第六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民俗

  佛教从十六国时期传人北京地区,发展到元代已形成普遍的民间佛教信仰。一些佛教节日和仪轨逐渐融人到社会生活当中,成为本土民俗的一部分。迎佛游皇城和浴佛会,是元代盛行于大都的源于佛教礼仪的活动,对大都民间佛教信仰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迎佛游皇城

  汉地民间原有在每年二月八日举办迎佛会的习俗。元朝定都大都之后,施行“汉法”,宫廷的祭祀活动中也逐渐纳入一些汉地传统礼制。“游皇城”则替代了以往本土迎佛大会的形式,成为元朝例行的祭祀礼俗。据《元史·祭祀志》记载,至元七年(1270),世祖忽必烈“以帝师八思巴言”,定于每年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宇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即举行启建白伞盖佛事,由各色仪仗导引,迎引伞盖,抬佛像周游于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

  游皇城作为蒙元王朝例行的宗教仪式,在元代的两都(大都和上都)每年如期举办,属于白伞盖佛事的一部分,是佛教密教教仪和汉地赛社抬神游行的结合形式。在此过程中还伴有教坊司乐成员所进行的演剧等娱神活动。参与游皇城活动的固定成员,有宣政院所辖的众多僧人,负责提供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等,同时配有大量扛抬佛像的劳力;还有各色金门大社、诸色乐人、仪仗和杂用人员等,共计两千余人,其阵容之宏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不难想象当时场面何等壮观。

  游皇城祭祀礼俗的全部流程为:每年正月十五日,先由宣政院会同中书省奏请圣旨,后移文至枢密院,启动该祭祀的程序。此项活动于正式举行之前二日,即二月十三日,从西镇国寺迎太子(释迦牟尼)游四门,然后抬举佛像,仪仗人城。十四日,帝师率五百梵僧,在大明殿内做佛事。十五日早,“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仗卫队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到达崇天门后,与先行在此等候的社直、坛面人员汇合,一同南行“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出发,进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经过延春门而西。路经玉德殿,皇帝及后妃、公主等,在玉德殿门外搭建的金背彩楼上观赏。游行过程中,队伍每到一处预定地点,便停下来表演一番,“无不各呈杂剧”,至皇帝帐前,则“迎引幢幡往来无定,仪凤教坊诸乐工戏伎,竭其巧艺呈献,奉悦天颜”。游皇城结束,诸仪仗队、佛坛、乐队送伞盖还宫,“复恭置御榻上”。白伞盖仍置之于御座上,帝师僧众作佛事,十六日结束。

  《析津志辑佚·岁纪》也描述了“游皇城”这一群众性的佛教活动。仪式开始前,“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巡游例从“京西镇国迎牌出”。届时,“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巡游队伍所经之途,大都城百姓倾城而出,万人空巷。元代著名文学家卢挚以观瞻的经历,写下了《迎佛会歌》,生动再现了巡游队伍“旌盖幡幢,交罗嶷嶷;铙鼓箫管,嗷嗓淫淫”;以及京城百姓“扶老携幼,轩车接武,耸瞻如林”的盛况。此后,游皇城的佛事礼仪成为惯例,每年二月在大都举行,六月在上都举行一次。从金庸《倚天屠龙记》中关于张无忌、韩林儿在元大都看“鞑子游皇城”的描写,可以看出游皇城作为元大都民俗风情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特定时空的生活原型。后世《明一统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对京城“游皇城”的记载,亦说明这项起源于元代的佛教礼俗在京城已然相沿成习。

  值得提及的是,在充满佛教色彩的白伞盖和众多佛像坛面的游皇城队伍之中,还有关羽神像点缀其间,亦可反映出大都各种宗教势力空前发展的多元文化的环境,以及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态度。元大都的游皇城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并在流行过程中不断与本土文化相交融,演绎出民族交流与文化碰撞谱就的历史篇章,最终以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形式落地生根。旧日北京郊区所盛行的民间“香会”和“花会”或许即为这一形式的流变。

  二、浴佛会

  四月初八日浴佛会,是元代大都的重大佛教节日。“浴佛会”又称“佛诞节”,是佛教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据传,释迦降生之时,有九条龙口吐香水为他浴身。由此,佛寺届时举行诵经法会,以各种天然香料和净水煎制而成的香汤灌沐佛像,并供养各种花卉。佛教的浴佛仪式,相传始于古印度。随着佛教的传人,浴佛的仪式很早就在中国流传。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东汉末年,陶谦的同乡笮融曾在苏州创建佛寺,并举行过浴佛活动,观者万余人,为中国浴佛之始。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浴佛法会更是普遍流行于民间,成为中国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佛诞节的日子,中国佛典中对佛诞日的记载有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和十二月八日三种。元代《敕修百丈清规》规定四月八日为释迦如来诞辰,举行浴佛法会,此后相沿不变。

  每年四月初八日,在大都新旧两城的著名佛教寺院以及皇宫中的佛殿内共同举行浴佛法会。浴佛的仪式通常为:鸣板上殿、排班出迎、恭迎佛像、安座沐浴、敬致颂词、祝圣绕佛、迥向皈依、圆满礼佛等程序。届时,众僧聚于大殿前,随着住持上堂祝香,并唱颂浴佛偈,然后以香汤为佛像灌顶。待全部人众浴佛完毕,最后以浴佛的功德回向于无上的佛果菩提。是日,寺中还要备有大量果品等食物,供观赏浴佛仪式的善男信女们赴会吃斋,以喻“结缘”。久而久之,四月初八浴佛会遂流行于大都,成为民众喜闻乐见并广泛参与的佛教节日。

  第七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元代大都佛教文化艺术成果丰硕,寿安山寺的巨型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槃像,是元代佛教造像遗存中的突出实例;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和庆寿寺双塔成为北京地区的标志性建筑;佛教书画和雕塑更是名家辈出,赵孟俯、管道升、刘贯道、溥光、阿尼哥、刘元等享誉当时。

  一、佛教造像

  元代大都佛教造像继续承袭宋辽写实之风,造像躯体健壮,气势雄浑,造型大方,神态自然。体现大都佛像艺术特色的实物遗存也十分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其中以金铜和陶瓷造像最为突出。

  寿安山寺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寿安山寺(香山卧佛寺)卧佛殿内供有一尊巨型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槃像,是元代佛像遗存中突出的实例。造像全长5米余,铸铜达五十万斤,史称空前绝后。卧佛铸造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佛像侧身而卧,两腿伸直,左手平放左腿上,右臂弯曲托着头部,双目微闭,神态安详,造型完美,工艺精细,体现了元代高超的铸造技艺和雕塑艺术水平。

  北京广济寺圆通殿里的一尊元代金铜质地的观音菩萨像,其艺术水平比卧佛寺铜卧佛更胜一筹。此像高约l米,头戴花冠,坐姿,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手放在右膝上,其优美自然的姿势和神态,将观音菩萨自在安详的宗教气质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尊不可多得的元代造像佳作。

  旃檀佛像供奉于京城。公元401年,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首次将旃檀佛像带人了我国凉州(今甘肃武威),之后经长安、建康、江都、汴京辗转流传供奉,到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传至北京。最初供奉在悯忠寺,之后多次迁供,金熙宗时供奉于上京储庆寺;金海陵王时供于燕宫内殿;元宪宗三年(1253)供于圣安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供于万寿山仁智殿;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供于大圣寿万安寺;明宣德四年(1429)供于庆寿寺。

  延祐三年(1316),大都有多位佛教大德参与关于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讨论结果由大学士程钜夫撰文刻碑,名曰《旃檀瑞像记》。该碑记载:集贤大学士李衍与昭文馆大学士头陀大宗师溥光等、大海云寺住持长老某、大庄寿寺住持长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讲主某、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大圣寿万安寺住持都坛主德严、大普庆寺住持讲主某,共同翻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这次讨论厘定了白佛陀为母摩那夫人说法,而有优填王造旃檀佛像起,直到元延祐三年(1316)共2307年时间,旃檀瑞像在印度、我国西域和内地流传经过和具体供奉地点和供奉时间。据程钜夫的记载,它在入万安寺前的供奉地点依次是:龟兹、凉州、长安、建康龙兴寺、江都开元寺、汴京皇宫滋福殿、汴京启禅院、燕京圣安寺、燕京万寿山仁智殿。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幸万安寺时,敕令将旃檀瑞像迎人万安寺供奉。据此,延祐三年讨论旃檀瑞像源流时,该像正在万安寺中供奉。这次讨论大大提高了旃檀瑞像和大都万安寺的宗教地位和影响。

  元大都遗址出土陶瓷造像。陶瓷造像是元大都流行的一种造像形式,在元大都遗址先后出土过一些元代陶瓷造像。现存实物如1969年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的青白釉观音菩萨像,1966年昌平区出土的龙泉窑青釉释迦牟尼佛和骑吼观音像,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白釉释迦牟尼佛像等。

  龙泉窑青釉释迦牟尼佛端坐于莲座之上,身穿长衫,袒胸,面部俏瘦而慈祥。胎体厚重,釉色青中泛绿,造型新颖别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元龙泉窑青釉瓷在北京地区出土不少,但立体佛像鲜见,故弥足珍贵。骑吼观音像,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头戴花冠,内穿棱形串珠纹纱裙,双目微闭,给人以宁静祥和之感。观音的脸、胸、手以及双眼,释迦牟尼佛的脸、胸和双手,均涩胎无釉呈赭红色,在装饰上是一种创新手法,使青釉与涩胎相映成趣,提高了塑雕的艺术效果。这些陶瓷佛像虽然都不是大都所产,但它反映了大都佛教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点,也体现了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和影响。

  庆寿寺遗址出土海云禅师石雕像。海云禅师像出土于他曾经住持过的北京庆寿寺的海云塔地宫中。1955年,为拓宽长安街,庆寿寺和两座僧塔被拆除。拆除时,北京市文物部门对两座塔的塔基地宫进行了调查清理。在海云塔地宫中发现了一批金元时期的佛教文物,海云禅师石雕像就在其中。石雕像为典型汉地佛教人物雕像。通高90厘米,跏跌端坐,左手置于左膝上,结触地印,右手当胸拈念珠。双目微睁,大耳垂肩,神态安详,身着暗红色交领右衽僧袍,僧袍之外自左肩至右腋下斜披汉式袈裟。衣领、袖口、袈裟边缘饰以金边,衣纹流畅自然。佛像的面部、耳部、颈部、手部外露部分都饰以肉色,形象十分生动、写实,具有较高的造像艺术水平。

  二、佛塔遗珍

  元代北京地区遗存的佛塔主要有潭柘寺塔院的妙严大师塔、宋公长老塔、慧公禅师塔、西峰寺的月泉新公禅师灵塔、凤凰岭上方寺的玲珑塔、阜成门内的妙应寺白塔、黑塔、万松老人塔、八宝山的金安选公塔、房山天开村的应公长老寿塔、万佛堂村孔水洞的龄公和尚舍利塔、大兴县于垡乡的无碍禅师塔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妙应寺白塔、妙严大师塔、月泉新公塔和万松老人塔。

  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白塔,位于阜成门内大街该寺内。至元八年(1271)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大型喇嘛塔,至元十六年(1279)建成,是元朝皇室在大都兴建的重要工程之一。因塔体通白,故称白塔。塔高50.9米,通体为砖石结构,底座面积为1422平方米,主要由塔基、覆钵、相轮、华盖和塔刹构成。塔基分为三层,最土层为莲花座,其上为覆钵式塔身,塔身之上为十三层相轮,顶部是一个直径9.7米的华盖,四周悬挂36个透雕铜制华鬘和风铃,华盖之上为高约4米、重4吨的铜制鎏金宝顶,直插云霄。整座白塔造型恢宏雄伟,结构严谨,风格古朴,“制度之巧,古今罕有”。

  庆寿寺双塔,元初建。位于京城庆寿寺西,为海云、可庵二位禅师塔。海云为金末元初禅宗的首领,海云在大都住持的庆寿寺也成为弘传禅宗临济宗的中心。1257年,海云禅师圆寂,朝廷下旨在庆寿寺为其修筑一座九级灵塔,名为“海云禅师塔”,为八角九级密檐式,塔铭为“佛日圆明海云大宗师之灵塔”,塔前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一座。海云的继任住持可庵禅师圆寂后,又修了一座七级灵塔,称“可庵禅师塔”,为八角七级密檐式,塔铭为“佛日圆明大禅师可庵之灵塔”。庆寿寺因海云、可庵双塔而得双塔寺之称。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建大都城,庆寿寺海云禅师塔恰在规划中大都南城墙位置,忽必烈出于对海云塔的崇敬,下令“迁三十步许而环之”,将城墙南退30步,修成半圆形绕过双塔,以至建成后的大都南垣西段形成一段弧形墙,元朝皇帝的保护文物之举,使庆寿寺双塔从此屹立不动700年,不仅成为了该寺的重要标志,更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地标性建筑。后因建国后修建长安街时拆毁,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佛日圆明海云禅师塔,建于元代,坐落在门头沟区潭柘寺塔院。坐北朝南,通高约19米,为六角形七层密檐式实心砖塔,砖砌六角形二层须弥座上面是砖雕的莲台,三层莲办承托塔身。塔身六面雕有棂门和棂窗,上面斗拱为磨砖仿木结构。正面镌刻塔额“佛日圆明海云禅师塔”。上部为七层密檐,刹顶为莲花托宝珠的造型。此塔造型端庄,砖雕精美。

  妙严大师塔,建于元代。妙严大师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修炼于潭柘寺内观音殿,拜佛虔诚殿内曾有拜砖留存。后终老于寺中,建塔于潭柘寺下塔院的西南侧,高约17米,为砖砌六角形五层密檐式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有砖雕兽头图案,塔身各面设有假门假窗,正面门楣上方嵌刻塔铭,塔刹由露盘、莲花、仰月、宝珠组成。

  万松老人塔,坐落在西城区西四地区。万松老人即万松行秀禅师,金、元间的曹洞宗名僧。81岁圆寂于燕京西郊仰山的栖隐寺。后修此墓塔,塔原为八角七级密檐式砖塔。清代重修时加高至九级。民国重修时辟大门并书石门额“元万松老人塔”。20世纪80年代维修中发现塔内还包着元塔,这种塔中塔形式实属罕见。塔高约15.9米,玲珑别致,与众不同,为典型金元时代风格,是北京城区仅存的一座砖塔,已成为北京的一处街景,现砖塔胡同因之得名。

  月泉新公长老塔幢,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原位于在戒台寺北的西峰寺。月泉新公长老为元代京城的禅宗名僧,曾住持戒台寺。塔为汉白玉石质高约2.2米,为八面经幢式,上有华盖,下有须弥座,幢身正面刻“大都鞍山慧聚寺月泉新公长老塔铭并序”,其余7面刻有月泉和尚的生平。该塔幢民国年间移至戒台寺内,塔身上方的石檐中有8幅精美的浮雕伎乐图,伎乐人姿态奇特,所持乐器则各不相同,富有动感。石檐顶上为葫芦形塔刹。雕刻技艺高超,为石塔中难得的珍品。据张云涛《北京戒台寺石刻》考证,石檐上面的伎乐八图中段石雕件系后来所配辽(金)旧物,华盖也为后配。

  三、佛教书法

  元代大都成为全国的首善之区,许多著名书法名家如赵孟俯、溥光、程钜夫、姚遂、陈时可等活跃在大都,他们的佛教题材书法作品多见于一些碑铭题跋。刻于元至正五年的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也有着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

  赵孟俯(详见前文“赵孟俯的佛教因缘”),为元代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信仰佛教,与其妻同为名僧中峰明本的弟子。他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后世将其列入楷书“颜、柳、欧、赵”四大家。他的佛教题材书法作品很多,如奉敕为藏传佛教领袖胆巴大师撰书的《胆巴帝师碑》、为大崇国寺定演所撰《崇国寺演公碑》、为海云印简禅师撰《临济正宗之碑》,以及为栖隐寺万山行满所撰《仰山栖隐寺满禅师道行碑》、《大元大普庆寺碑铭》等。其中以《胆巴碑》和《演公碑》最为著名。

  《胆巴碑》,全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是赵孟俯63岁时所书,为其晚年极具赵体风格的代表作。帝师胆巴大德七年(1303)卒,元仁宗敕命赵孟俯为文并书刻石为胆巴大师立碑于元大都寺,后佚。延祐三年(1316)主持龙兴寺的胆巴弟子迭凡多次上书奏请为胆巴在龙兴寺刻石立碑,元帝准奏,命赵孟俯撰文书丹,延祐三年立石。原碑墨迹藏于故宫博物院。为纸本,楷书,书法行列井然,行笔连贯自如,遒美峻拔,为赵孟俯晚年的楷书精品。卷后有清姚元之、杨岘、李鸿裔、潘祖荫、王颂蔚、王懿荣、盛昱、杨守敬题跋,并钤有许乃普、叶恭绰等收藏印记。

  《演公碑》是皇庆一年(1312)三月,赵孟俯奉元仁宗旨为佛性圆融大师定演塔所撰塔铭。首题:“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铭并序”,额篆书题:“特赐佛性圜(圆)融崇教大师华严传戒演公道行之碑”;阴题名,额题:“崇国北寺开山第一代宗派”。

  此外,赵孟俯所抄佛经流传于世者多达八十多册(卷),仅《金刚经》就有十二册。《心经》、《圆觉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他都写过多次。赵孟俯致中峰和尚的书札《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也是传世书法珍品,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

  赵孟俯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对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日笔法,二日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留给后人重要的启示。

  释溥光(详见前文“奉诏蓄发的释溥光”),元代著名僧人书画家。溥光的书法吸收综合历代书法名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真、行、草书皆善,尤工大字,其字遒劲有致,风骨挺卓,受到赵孟俯的赏识,并荐之于朝廷。作为御用书家,主要以楷书大字的题榜之作应用于大都宫廷中的匾额和其他官方建筑上。

  溥光佛教题材代表作品,有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弟子惠临书写的《佛说八大人觉经卷》,为罕世珍品,受到书法界的高度评价,称其“笔力破余地,腕有颜柳骨,突出松雪翁(赵孟俯)上”。《草书石头和尚草庵歌卷》也是溥光罕见的墨迹。这卷草书取法怀素、孙过庭,笔力遒劲丰厚,使转圆润,宇间大小错落,上下揖让,或笔势连绵,或笔断气贯,有飞龙走虺之势,笔致之雄浑显见深厚功力。另有溥光泥金书写袖珍本《八十华严》,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溥光还著有《雪庵永字八法》、《雪庵字要》,在书法界享有盛誉。其中,《雪庵字要》是一部系统论述楷书大字书写技法和鉴赏标准的理论著作,对后世大字书法理论与实践均有较深远的影响。另有《雪庵集帖》行世。

  居庸关云台石刻。云台位于昌平居庸关南北城门之间,是元代大型过街塔的基座。过街塔建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是三座建立在高台上的白色覆钵式塔,称为“过街三塔”,元末明初毁于地震。遗存的塔座则被称为“云台”,取“望之如云端”之意。云台由汉白玉石砌筑,在云台券门内外,有高浮雕佛像及装饰,券门内壁两面有藏、梵、八思巴、畏兀儿、西夏、汉等文字镌刻的经文、咒语、造塔功德记等。其中的西夏文是纪录我国古代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创于公元1036—1038年间;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创立的蒙古新字。这两种文字均流传很短时间便废弃不用,故云台保存下来的石刻文字不仅有着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时对于研究西夏、蒙古历史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四、佛教绘画与雕塑

  元朝建立不久,即广搜天下文人,一大批文人名士被罗至大都。其中有不少信佛和好佛的书画艺术大家,如赵孟俯、管道升、刘贯道、溥光、朱玉、刘元、阿尼哥等活跃在大都,遗存不少传世的佛教题材绘画,以及被称作立体绘画艺术的建筑作品。

  赵孟俯,元代著名书画家,绘画自成一格,人物、山水、花木、竹石、禽鸟等各种题材,下笔多成妙品。他的绘画美学观“古意说”、“书画同源论”,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佛教题材作品,以画罗汉见长,所画《红衣罗汉图》堪称代表作之一,图中罗汉像为印度人形象。为纸本设色,画中红衣罗汉取梵相,人物的造型及表现手段取法唐代阎立本,以铁线描勾勒,用笔凝重,设色浓丽,以赭石、土黄、石绿与大红袈裟形成鲜明对比。画卷后自题:“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与罗汉像,自为有得。……庚申岁四月一日,孟书”。尾纸有董其昌、陈继儒二跋,画面亦有清内府及宋荦、朱之赤等收藏印多方。

  管道升(1262—1319),元代女书画家。字仲姬,一字瑶姬。湖州(今属浙江)人。赵孟俯妻,仁宗延祐四年(1317)封魏国夫人,世称“管夫人”。她笃信佛教,与赵孟俯同为中峰明本和尚弟子。尝手书《金刚经》数十卷,施名山寺。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命她书《千字文》人藏秘书监。宋亡后随夫人京。她工诗文,善书画,画风受赵影响,尤擅画观音像。于大德六年(1302)所画《鱼篮大士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刘贯道(1270—1300)元代宫廷画家,字仲贤,中山(河北定县)人。元贞元年,以绘成宗御容而得任御居使。善画释道人物,所绘《罗汉图》生动传神,别具风格,画中二罗汉,一坐在树下岩石之上,呈侧面,巨目大鼻长耳蓄发,面貌特异;对面一罗汉长眉有须,面容温和。罗汉的衣纹采用白描笔法,岩石、树干等均极写实。图左下方有“至正十六年中山刘贯道写”小楷墨书。

  溥光,元代著名僧人书画家,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他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书法功力,为绘画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难得他以书法的笔力入画,成为元代众多画家中的佼佼者。其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有《雪庵罗汉画册》,为绢本墨画淡彩,计十九页,每页画一尊者,十九幅罗汉均以简略的笔法勾出罗汉形象,基本是因袭自李公麟、贾师古、梁楷等一系的白描画风,每图均有雪庵草书书题诗,画意与书法一致,可谓相得益彰。画册之首,有与雪庵同时禅僧雪林所写“奇古”题字;有明末隐元大师所题“国宝”二字及跋文等。

  朱玉(1293—1365),元代晚期著名佛画家,宫廷画师。所作佛画。字君璧,江苏昆山人。善绘画,为王振朋弟子,擅长山水、佛道、人物和界画。曾于元至正年间奉敕绘大藏经扉画佛像。传世作品有《揭钵图》(描写《宝积经》中的故事)和《地狱变相图》等。《揭钵图》为纸本水墨,白描手法,结构严谨,构思巧妙,笔法精工;左下角钤有“姑苏昆山朱氏君璧印章”朱文长方印和“朱氏君璧”朱文方印,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地狱变相图》,为一轴巨幅人物画,树石点染笔墨简练,人物结构准确,形神飞动,呼之欲出,略有吴道子人物画“吴带当风”之妙。此图收录于日本《支那名画宝鉴》。

  阿尼哥(1244—1306),尼泊尔建筑师、雕塑家和工艺美术家,元朝时期来到中国,以高超的技艺和才智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17岁时负责西藏黄金塔的修建工程,塔成后落发为僧。中统二年来燕京,在大都生活了40余年。主持修建了风格独具的佛教建筑十余座,如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大天寿万宁寺和兴教寺等,其中白塔寺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在这些佛教建筑中更是融人了大量雕塑和绘画艺术精髓。他将尼泊尔佛教造像艺术风格传人中国,使汉地佛像艺术由于“西天梵相“的传人而增添了新的艺术形式。在大都期间,曾为元世祖、元成宗及他们的皇后绘制御容织帜,将外来绘画风格和手法带到大都,这种集绘画和手工艺于一体的艺术图像,一般都供奉在名寺大刹内的“御容殿”中,如当时供奉在大都大护国仁王寺和大圣寿万安寺的世祖和顺圣皇后的御容织帜就是由他亲手制作的。阿尼哥在大都留下的诸多建筑和雕塑艺术作品,不仅为大都佛教文化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还带出了许多门徒弟子,其中就有杰出的汉族雕塑艺术家刘元。

  刘元,字秉元,蓟县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等。活跃在13世纪后期。他画塑兼能,尤长雕塑。《元史·方技传》称他“尝从阿尔尼格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至元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阿尼哥监修北京护国仁王寺,并招能工巧匠来从事雕塑,刘元被举荐参加这项工程,从阿尼哥学习梵式佛像雕塑,得其真传,成为技艺精湛的雕塑大师。刘元从事雕塑几十年,作品甚多,“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其作品“神思妙合,遂为绝艺”。作为宫廷御用艺术家,刘元受到元世祖、元仁宗的特别器重和礼遇。大护国仁王寺内的梵天佛像和八大处大悲寺的罗汉像等,皆出自刘元之手。他融汇中土和梵式造像技艺和手法,并有所创新,精通泥塑、金属铸像和搏换等多种雕塑技法,尤其是在搏换技艺上贡献极大。所谓搏换,即先按设计的塑像形状,用铁丝构架,将和好的泥填人,塑出人物大致形象,于其上裹以麻布,并将漆和灰的混合物涂上数层以成其形。像完成后,把内部塑土除掉,再行细致地外观整理和彩绘。北京旧时称这种手法为“脱活儿”。刘元雕塑作品的艺术形象,个性鲜明,表情神气而生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作为元代杰出的雕塑家,刘元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佛教文学

  元朝建立了大一统政权,南北统一对元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成就在戏曲方面,诗、词和散文等文学体裁则相对衰微。但传统诗歌在元代仍然具有其他文学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是广大文人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耶律楚材作为元代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不仅是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之一,也是元代诗坛的主要代表,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与诗歌创作,为元代文学增添了一笔亮色。

  耶律楚材(1190年一1244),由金人元,为蒙古汗国大臣。字晋卿,号玉泉,法号湛然居士。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他自幼生长于燕京,世居金中都,与这里的文士和高僧交情深厚,唱和诗文甚多。如《还燕京题披云楼和诸士大夫韵》、《过天宁寺用彦老韵二首》,以及《和竹林一禅师韵》等。他受蒙古统治者重用后,随军东征西讨,创作了大量的风土诗,形象地描写了西域的民族风情,表达了一种“不妨终老在天涯”的豪迈气概,为世人提供了欣赏西域诗的一种新的审美视角。在政务之暇,他仍不忘燕京旧友,时常托寄诗文相互唱和,如《寄西庵上人用旧韵四首》、《寄万寿堂头乞湖山》等诗,被后人收入他的《湛然居士文集》一书中。耶律楚材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被认为是继鲜卑诗人元好问之后另一位成就最高的少数民族诗人。

  除耶律楚材之外,活跃在元大都文坛的文人学士还有很多,佛教兴盛的影响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如范椁,历任左卫亲军教授、翰林院编修官等职,在大都生活的时间虽不长,却写有不少吟咏大都佛教寺院的诗作,如《登觉山寺》、《春日上平坡寺》等。虞集,大德初年北上大都,历任翰林直学士、秘书少监、国子祭酒等职,在大都生活了三十多年,有不少吟咏大都园林景致的作品,佛教题材的诗作以《香山寺》较为著名。以散曲作品名世的卢挚,籍贯涿州,早年曾在江南为官,晚年回朝,任翰林学士。他以亲身观瞻大都每年一度迎佛游皇城的经历,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迎佛会歌》,生动再现了元大都这一群众性佛教活动的盛况。

  六、出土佛教文物

  庆寿寺元代双塔出土文物。位于庆寿寺的两座元代僧塔,分别是庆寿寺海云禅师和其弟子可庵禅师的舍利塔。海云塔九级,居寺之右;可庵塔七级,居寺之左。庆寿寺原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位置上,1955年,为拓宽长安街马路,庆寿寺和两座僧塔均被拆除。北京市文物部门对两座塔的塔基地宫进行了调查清理。两座塔的地宫结构相同,其中,海云塔地宫中有瘗埋物品。海云塔地宫距地表约4米,以素面青砖铺砌,平面呈方形。地宫中央置一方形石棺,由六块磨平的青色砂岩镶砌而成,长95厘米,宽94厘米,高82厘米。经清理石棺之中的物品主要有:罗汉床各1张、楠木小供案1张、木舍利盒1个、木质须弥座式涂金小瓶2个、平金绸质僧帽1顶、缂丝残片、绡花巾l片、织金花残绸片4片、海云石塔铭1通、可庵塔铭1通、海云石像l尊、海云石墓志1通、宋钧窑香炉1个、铜钱21枚、水品珠、蓝色小料珠各1颗等。这批出土文物对于研究金末元初北京佛教、佛教艺术,以及僧舍利瘗埋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八节  北京佛教的对外交往

  元代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作为元代都城的大都,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时有大量外国僧侣涌人大都,北京佛教的对外交往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与朝鲜半岛佛教的往来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彼此的文化交流很早就有。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中朝佛教之间的交往在元朝时达到高潮。当时,元大都与朝鲜的陆路交通非常方便,从大都东行至蓟州,向北人辽阳行省大宁路,复经大宁、驿安、沈州以及彰义、驿昌,过鸭绿江,而至高丽王京(今开城)。不少高丽僧侣仰慕中国,双方佛教往来不断。元朝时来大都的高丽僧侣前后相继,主要有惠永、海圆、慧月、天湛、普愚、慧勤、无学、智泉等人,他们佛学造诣深厚,在大都深受尊重。

  惠永,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率领百余写经僧来大都,进献给元世祖忽必烈一部金字《法华经》,因而“特承劳慰”,诏居大庆寿寺。其间惠永研学唯识学,并应万安寺(白塔寺)之请,前往讲《仁王经》。他演讲时,口若悬河,深受四众敬仰。惠永回国后主要弘传唯识宗,获得“一国所尊之法王”称誉。

  海圆,元皇庆元年(1312),应元仁宗之请来大都。海圆为华严宗僧人,受沼住大崇恩福元寺,因其佛学渊深,被封为该寺“高丽第一代师”。他在大都前后生活了29年,至元六年(1340)示寂,受赐“圆空国师”谥号。

  慧月,元至正年间来到中国,曾于至正四年四月赴五台山朝圣归途中路过云居寺,见华严堂(雷音洞)石户毁坏,堂内石经残损,在当地官吏的赞助之下修葺了华严堂,并修补了雷音洞内的五块经板,留下了“慧月修补经石”的刻经的题记。

  太古普愚(1301—1382),高丽禅僧。俗姓洪,忠南洪州人。至正六年(1346)来大都,先住大观寺,不久赴四方参学,后在湖州霞雾山福源寺石屋清珙(1272—1352)禅师处得到印可。由江南返回京城后,元顺宗请他于永宁(明)寺开堂说法,并赐金裥衣,至正八年(1348)回国弘化。成为高丽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其后法脉传承相延不断,大大振兴了高丽后期的佛教,于1371年被封为国师,著有《太古集》等。

  天湛,55iE七年(1347)来大都,元顺帝命其主持京西灵严寺,并特封为“海印圆明通教妙德长老大师”。

  慧勤(1320—1376),高丽禅僧。宁海府(庆尚北道)人,俗姓牙,旧名元慧,号懒翁,与太古普愚同为传中国临济禅人高丽者。至正八年(1348)来华,先住燕京法源寺,参法印度僧人指空,后南下投杭州净慈寺处标禅师门下,皆蒙印可。后重返燕京,至正十五年(1355)奉敕住大都广济禅寺,开堂说法。至正十八年(1358)回国。著有《懒翁和尚语录》一卷、《懒翁和尚歌颂》一卷等。

  无学、智泉,高丽僧人,至正年间来华。无学,俗姓朴氏,讳自超,号无学,三屿郡人。年十八,剃发具戒。据《自超塔铭》记载,他于“癸巳(至正十三年)秋,挺身走燕都,参西天指空”。次年又参慧勤(懒翁),受到器重。后游历雾灵、五台。慧勤移锡西山灵严寺后,无学亦随侍身边,“留数载”。智泉,俗姓金,载宁人。据《智泉碑》记载,其于至正年间“与今王师无学俱人燕京”。“时懒翁先人燕,受指空印可,道誉既著。二师皆投师之,同游参访,所造益高”。后于“丙申(至正十六年)还国”,返回高丽弘化。

  高丽国王王璋与元大都佛教。王璋(1275—1325),朝鲜高丽王朝第二十六代国王,字仲昂,初名源,后改名璋,为高丽忠烈王王眶和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所生之子。王璋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来中国,元贞元年(1295)娶晋王甘麻刺女宝塔实怜公主为妻。大德二年(1298)受父传位为国王,但同年因专权又被元廷所废。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死,因拥立武宗即位有功,受封为沈王。至大元年(1308)其父驾崩,归国继承王位。不久又委国事于大臣,回到大都,三年后进封为沈王。皇庆二年(1313)让位于次子王焘。延祐七年(1320),因参与元宫廷斗争,流放到西藏萨迦地方。至治三年(1323)回大都。是一位活跃于元朝廷和高丽王朝的重要政治人物。王璋喜爱书法和绘画,对佛教也有深厚的兴趣和虔诚的信仰。他长期生活在大都,先后多次作为功德主刻印佛经布施寺庙。如大德九年(1305)印经一藏布施与大庆寿寺,元代大学士程钜夫所撰《大庆寿寺大藏经碑》记述了此事。元皇庆元年(1312)又印经五十藏布施四方梵刹。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智化寺如来殿中央主尊释迦牟尼佛的内膛中发现有“沈王府”施印的佛经《付法藏因缘记》一册,卷首有沈王王璋的序文,背面钤有“沈王府”印记十三方。

  元王朝征召高丽写经僧。高丽僧人素以善写金银佛经而著称,元帝王曾多次向高丽王征召写经僧人元帮助写经,以满足皇室祈福的愿望。高丽忠烈王在位时,元帝王就曾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德元年(1297)、大德六年(1302)、大德九年(1305)向高丽征召僧人达六次之多,每次征召僧人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遣使往高丽国征写经僧,时高丽僧统惠永率领写经僧一百人人元都,居庆寿寺,用泥金写大藏经。另有一次曾聚僧俗写经者300人居昊天寺写经。同时,元廷还派人赴高丽就地督写。元帝王向高丽征召写经僧,成为元代中朝佛教中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朝两国在佛教建筑、造像、绘画、音乐等方面,元代大都与高丽也互有交流,其中元大都的佛教文化艺术对高丽的影响尤为突出和明显。

  二、与印度佛教界的往来

  元代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十分繁盛,尤其是忽必烈时期,两国使节往来连年不断。那摩和指空是元朝时先后来华的印度僧人。尾麻罗室利也曾在元大都活动,并参加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

  那摩,又称兰麻、南无、厨宾大师,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怯失迷儿)人。史料记载,他曾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约于元太宗时来中国,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在中原活动期间,那摩还积极投身于济世利民和中原佛教保护事业,多次劝谏蒙古帝王停止杀戮。那摩先后经历了太宗、定宗、宪宗三朝。其中在北京的活动主要为宪宗时期。宪宗三年(1253),奉旨南来中原,首次来到燕京,其间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他先住燕京延洪寺,并重修了该寺。宪宗四年(1254),主持正定龙兴寺,并重修了龙兴寺,使该寺面貌“粲然为之一新”。在龙兴寺期间,他先后得到阿里不哥和宪宗皇帝的赐封,阿里不哥降旨免除龙兴寺“贡赋”,并赐白金于寺内大作佛事三昼夜;宪宗颁新印大藏经一套,亦赐白金于寺作药师大道场三昼夜,宪宗特封他为“国师”、“释教大总统”,令其“总天下释教”。发起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宪宗朝举行的三次佛道辩论会。那摩在华活动长达30余年,有《大朝国师南无大土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记其事迹。

  指空(1289—1363),全称薄陀尊者指空。史料记载,指空为印度摩揭陀国王子,8岁入那兰陀寺为僧,19岁前往南印度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之后游历印度及西域渚国多年。于元中期来华,初到我国甘肃、青海地区,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随其同来大都。不久离开大都,遍游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后返回大都。途中曾于泰定元年(1324)与天子于难水(今嫩江)上讨论佛法,谓之“泰定之遇”。回到大都不久,又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倾其道风,特建华藏寺以居,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僧俗人众。不久奉诏返回大都,此后主要活动于大都。天历元年(1328),奉文宗命于内廷讲法。至正年间,元顺帝对他宠遇有加,皇后及皇太子迎请人延华阁问法。至正二十三年(1363)冬示寂。因其曾从大都赴高丽弘法,在那里留下弘法遗迹,朝鲜扬州的桧严寺《桧严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屠碑》记录了他的生平主要事迹。指空毗茶后舍利分成四份,其中两份由高丽僧达玄、达睿带回本国,至明洪武五年(1372),高丽恭愍王命建塔于桧严寺供奉。

  尾麻罗室利。元代在大都活动的印度僧人,其生平事迹虽未见史料记载,但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书前列有他的名号和职务“西天板的达通五明师尾麻罗室利”,说明他曾参加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并担任“证明”之职。《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是忽必烈专门召集当时汉、藏,以及印度等地一流高僧和学者共同参与校勘编纂,就连元朝的帝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不难想见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尾麻罗室利能够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佛教学术活·动,不仅说明他具有高深的佛学修养,同时也反映出他在元初的佛学地位和影响。

  元代时,佛教在印度本国殆已沉寂,上述几位印度僧人先后在中国大受尊礼,不仅是佛教史上的盛事,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

  三、与尼泊尔佛教界的往来

  北京与尼泊尔佛教交流历史以尼泊尔的建筑家、工艺家阿尼哥为开端。

  阿尼哥(1245—1306),尼泊尔帕坦人。元中统元年(1260)帝师八思巴准备在西藏地区建造一座黄金塔,特邀一些尼泊尔工匠来担纲主理工程,阿尼哥即在被征召之列。他虽年仅17岁,却身怀精湛技艺,特别擅长绘画、雕塑与铸造金像,深受八思巴赏识,被任命为工程的监工。黄金塔建成后,八思巴执意将他留下,并亲自为他剃度,收为人室弟子。元中统二年(1261),八思巴把阿尼哥带到大都,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为考核他的艺术才能,特让他修补一躯宋室遗留下来的针灸铜像。阿尼哥修好了铜人,其技艺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委派他承担修寺、建塔、雕塑等方面的重要工程。阿尼哥不负重托,在建筑、雕塑、绘画等多方面展示他的艺术才能。今天矗立在阜成门内的妙应寺白塔是阿尼哥最辉煌的艺术杰作。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命阿尼哥负责这项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阿尼哥根据从尼泊尔带来的佛塔样式,采用古代印度原始的覆钵式佛塔为蓝本建造,八年以后,妙应寺白塔建成,由于它表面涂抹白灰,俗称“白塔”。其建造工艺之精巧,算度之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这座融合了中尼佛塔建筑艺术的白塔,既适应宗教活动的要求,又起到“壮观王城”的作用。至元十年(1273)阿尼哥被授予“诸色人匠总管”;至元十五年(1278)又被擢升为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大德十年(1306)逝世于大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元成宗特为他辍朝致哀,还按其本国风俗,将其遗体火化,身骨葬在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阿尼哥在中国的45年中,不仅创作出题材广泛、艺术精湛、风格迥异的宗教作品,而且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对后世影响极大。为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中、尼两国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妙应寺白塔作为阿尼哥最辉煌的艺术杰作,也为古城北京留下了地标性建筑。

  四、与日本佛教界的往来

  在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曾经起过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唐宋以来,日本人以中国为“佛国”,遣僧西渡,相望于途。有元一代,日本高僧西渡者,仅据木宫泰彦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二百二十多位。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北京与日本佛教具有实质性的交流至元代开始出现。据史料记载,时有日本僧人古源邵元、祖庭芳、东州至道等先后至大都。

  邵元(1295一]364),号古源,又号如行道人,日本福井县人,日本国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僧人。他于泰定四年(1327)渡海来华,先到福建,后北上浙江,人天台山和天目山参访;继而北上,参临济祖庭,游大都;而后南下,经五台山,至少林寺,在少林寺住了四五年,与少林寺住持息庵结下了深厚友谊。后又到当阳玉泉寺。于至正七年(1347)回国,在元朝前后参访达20年之久。邵元精通汉文,且擅长书法。息庵圆寂时,邵元正在大都游历,闻讯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写成《息庵禅师道行碑记》铭文,盛赞扬息庵禅师功德修行。此碑是两国佛教徒自古友好交往的珍贵实物。在大都游学期间,他曾被选人宫中转读《大藏经》,而后居水月禅寺,闭关阅读《大般若经》。邵元在自述其游学经历的一篇短文中提到“游大都以步康衢”、“末后一机银山铁壁”之语,说明他确实到过大都,曾在大都的宽阔的街道上游走,曾游览过位于北京昌平的著名的银山铁壁。古源邵元后回日本国,传临济宗禅法。

  祖庭芳、东州至道,元朝时来华日僧。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人元僧一览表》引《圣一国师年谱》和《延宝传灯录》记载,祖庭芳在元顺帝元统一年(1333),奉其师南山士云(1254—1335)之命“至元大都大觉寺迎接东州至道人元”。据《人元僧一览表》引《圣一国师年谱》和《南山和尚行实》记载,东州至道为日僧“圆尔辨圆之法嗣”,人元后居于大都大觉寺,日本醍醐天皇元弘三年(元统一年,公元1333年),“南山士云遣其徒祖庭芳招之”。

  来源:《北京汉传佛教史》徐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