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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北京佛教(1)

作者:徐威

  元代佛教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蒙古族所辖区域内的佛教,包括元朝建立前蒙古政权统治和元朝统治两个时期。山元代北京佛教大致涵盖从1215年金中都被蒙古族军队攻占,改金中都为燕京,直至1368年元大都被朱元璋攻克为止这段历史时期在北京地区传播的佛教。蒙元统治者崇奉佛教,在蒙古国统治时期即扶持燕京佛教,名僧万松行秀和海云印简受到统治者极高礼遇。遭到战争破坏的北京佛教得到恢复,佛教宗派的教门和禅宗各派都有阐扬和发展,北京成为当时重要的佛学中心。元朝建立后,元大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帝王对藏传佛教的扶持以及重教抑禅的政策,并未导致汉传佛教沉寂,反而促使同属教门的汉地华严宗、律宗受到重视而振兴起来。寺塔建造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弘法寺大藏经》和《元官版大藏经》先后问世,云居寺石经续刻仍有所进展。佛教书画和雕塑名家辈出,赵孟頫、管道升、刘贯道、溥光、阿尼哥等享誉当时。北京佛教与国外佛教界的往来不断发展。

  第一节  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元朝建立后,大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元统治者适应统治境内不同民族的需要,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使大都成为一座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大都市。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持,推动了大都佛教的繁盛。

  一、元大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

  元代兴建新城大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政治地位空前提升,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定为元朝的首都。元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巴里”(意即“汗城”),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为元朝国都。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大体相当于北起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各至二环路。

  蒙古政权立国之初,统治中心原在和林,在攻占金中都后,燕京就成为统治一方的地区中心。忽必烈即位之后,一度将开平府定为都城。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颁诏升燕京为陪都,号称中都。自至元四年(1267)开始,在中都东北郊外以积水潭为中心另建新城,为北京城奠定了基础。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1272)二月,忽必烈采纳霸突鲁、刘秉忠等人之意,改中都为大都,正式迁都于此。大都作为元代的国都,在这里设置中央官署管理全国事务,其政治地位显著提升,一跃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

  元大都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元代之前统治燕京者,皆沿袭前朝旧城。而元大都的建立,系以琼华岛为中心,另建新城。元大都的建立,不仅在一百六十多年的元朝历史中是至关重大的事件,同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元朝建立以前,燕京始终处于边镇方国的地位。从唐末开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地少数民族纷纷乘势而起建立政权。燕京因地处北部边陲,为战略要地,历来为少数民族政权所重视,先后被辽、金两个王朝据为陪都或首都,使燕京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北部中国的统治中心。元朝强势崛起统一全国后,燕京作为有元一代的首都大都,第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地位空前提升。此后虽历经明、清朝代更迭而始终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再未发生变动。

  二、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大都佛教的影响

  元统治者奉行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对各种宗教并非始终绝对平等。成吉思汗以后几代君主,都保持优待佛教的政策,统治者扬佛抑道,使佛教在与道教之争中确立了优势地位。大都佛教也乘势得到空前兴盛发展的机遇。

  兼容各教,尤重佛教,促使大都佛教繁盛。蒙元统治时期的北京地区,既有蒙古人、汉人、色目人、回族人,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蒙古统治者以武装铁骑入主中原之后,面临着一个以少治多的统治局面。面对与统治区巨大的人口差距以及多种不同宗教并存的局势,仅仅靠武力镇压不足以稳固政权。为了怀柔抚纳众多被统治民族,元统治者采取了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以适应统治境内不同民族的需要,从而使大都成为一座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大都市。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尊重各民族原有的宗教信仰。成吉思汗利用穆斯林的支持战胜了西辽,宣布“信教自由”。还严令诸皇子“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其后元朝统治者基本遵行这一原则,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朝廷设置了各种相关机构来管理宗教事务,还对各种有宗教信仰、并加入相应宗教组织的民众给予优待,另立户籍,免除他们的赋役杂税等负担。对于各种不同宗教的领袖人物均予以礼遇,使其为朝廷效力。

  蒙古统治者奉行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对诸种宗教并非始终绝对平等,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其政策也有所倾斜。成吉思汗以后几代君主,都保持优待佛教的政策。忽必烈朝,更是大力提倡和崇奉佛教。他尊八思巴为国师,令其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僧官,推动了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

  元代中央一级的佛教组织都设在大都,先后有释教总统所、总制院、宣政院、功德使司等机构,使大都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佛教总统所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僧司机构,设置于蒙古国时期。当时人华的迦湿弥罗国僧人那摩国师和临济宗高僧海云禅师曾先后担任过“释教总统”。元朝建立后,释教总统所仍然存在,同时各路亦设有总统所。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受命主持大圣寿万安寺的知拣有“释教都总统”的职衔,即为大都路的释教总统。宣政院原称总制院,是至元四年(1267)设立的最高的僧司机构,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称宣政院,最高首领为国师(后称帝师),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功德使司设立于至元十七年(1280),负责管理佛教各种祈福法会和佛经印刷等事务,天历二年(1329)罢废。

  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崇奉,元统治者在大都大肆兴建佛教寺院,历朝皇室还对这些敕建佛寺大量赏赐田土、财物等,并频繁举办佛教法事。仅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就在万安寺、兴教寺和庆寿寺举办大规模佛事多达十九次。由于世祖崇佛敬僧,又禁军民干扰寺庙,还蠲免了僧寺徭赋,遂使元代佛教迅速发展起来。至成宗朝开始,皇城内的佛事活动更加频繁,大明殿、隆福宫、兴圣宫以及宝慈殿、文德殿等等,都曾作为佛事活动的场所。佛事活动的次数,也猛增到每年五百余次。

  在元统治者奉行尊崇佛教的政策之下,有力地推动了大都佛教的恢复、发展和繁盛。在蒙金战争中遭到损毁的一大批佛教寺院得到恢复。忽必烈在位期间,更是举国家之力,在大都修建了不少佛教寺院,其后各朝皇帝也陆续修建了一些佛教寺院。在统治者的影响下,大都形成修建佛教寺院的高潮,贵族官僚、地方豪绅、平民百姓纷纷上行下效,踊跃新建和修复佛寺。在元大都星罗棋布的佛教寺院中,佛教僧侣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凡二万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计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将私度僧尼也算在内,远远不止此数。元朝统治者更是频繁在大都举办法事活动,常常动辄万人。统治者尊崇佛教的政策,推动了大都佛教的繁盛。

  扬佛抑道,佛教在佛道之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蒙古统治者对统治地区流行的各种不同宗教派别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令其共存于都城之中,遂使大都成为一座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城市。各宗教派别之间,由于存在着崇拜偶像不同、宗教习俗各异等矛盾,时常引起激烈争斗。其中,以金末元初的佛、道二教之间的争斗最为激烈。佛教与以全真教为首的道教之间,曾在朝廷的直接干预和主持下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金、元之际,北方地区兴起的道教派别全真教盛极一时,其首领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远赴中亚觐见,进献修身治国之道而备受统治者恩宠,被尊称为“神仙”。丘处机晚年定居燕京之后,这里更成为全真教的活动中心。由于全真教的发展迅速,旧有道观无法容纳猛增的道众,于是有些道教徒利用统治者的支持,与佛教争夺政治地位,甚而强占佛教寺庙,驱逐庙中原有的僧人,从而导致了佛、道二教之间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蒙古统治者进人中原之前,为了减少抵抗,极力拉拢道教全真派的领袖,给予丘处机及其门徒许多优惠。待到大局已定之后,他们意识到道教毕竟是具有民族意识的本土宗教,同时,一些不愿意与蒙古政权合作的汉族士大夫也避迹其间;而佛教作为外来“胡教”,与同属外来者的蒙古统治者之间自然更有亲和力。为此,元统治者虽号称兼容各教,不偏重任何宗教,但实际上还是扬佛抑道,使大都佛教在与道教之争中确立了优势地位。

  佛道之争起于丘处机去世以后,其弟子李志常令人刻印《老子八十一化图》与《老君化胡成佛经》,以此来证明佛陀是老子的门徒。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不满,遂引发了佛道之争。

  白元宪宗五年(1255)开始,因佛教徒投诉,由蒙古最高统治者出面调停,蒙哥汗亲自召集佛道两教首领举行了第一次辩论。此后一直持续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历时四十年,经过了元宪宗与元世祖两位皇帝。在这期间,佛道之间的冲突共有五次,即三次辩论与两次毁经。

  第一次佛道辩论,佛教占了上风。次年,准备举行第二次辩论,据说因道教首领“怯不敢去”,未能进行。蒙哥表示,各种宗教“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令佛教地位高于道教和其他宗教。1257年,蒙哥又委托忽必烈召集僧、道再次举行辩论,“二家自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辩论的结果是道教徒失败。忽必烈命如约行罚,长春宫十七名道士被迫削发为僧,被据为道观的大量佛寺归还佛门,大量道经被焚毁。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再次下令佛、道第三次辩论,指定仲裁者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八思巴,并命参辩道士演示其所宣称“水火不能焚溺”之术。当时道教首领不敢佩符人火,只得宣布服输。于是,忽必烈下令,道家诸经除《道德经》可留外,其余一概焚毁,隐匿者论罪。

  经过大规模的佛道冲突之后,佛教的优势地位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道教势力始终居于佛教之下,成为大都地区的第二大宗教派别。在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之下,大都佛教得到空前兴盛发展的机遇。

  重教抑禅,大都教门兴盛,禅宗势力减弱。对汉传佛教诸宗派,元朝统治者采取崇教抑禅的政策。汉传佛教自宋代以后,基本分为禅、教两家,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成一家独盛之势,是当时佛教的主流;而天台、华严、唯识等以讲读佛教经典为主的“教”派,在佛门并不占主流。

  蒙古统治者最早接触的佛教,是汉传佛教的禅宗。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蒙古统治者曾对禅宗扶持和尊崇,禅宗显赫于一时。成吉思汗攻打金朝,得临济宗僧人中观沼及其弟子海云印简,称师徒二人为“老长老”、“小长老”,下令好生供养这师徒俩,并委以重任。印简后来到达燕京,先后得到窝阔台、贵由、蒙哥诸汗的尊崇,忽必烈还曾从其学习佛法。印简的俗家弟子刘秉忠,是忽必烈倚重的谋士之一,官至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另外,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及其弟子林泉从伦、华严至温和雪庭福裕等也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尊崇。行秀的嗣法弟子耶律楚材,甚为成吉思汗、窝阔台所信任,对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多有襄助之功。

  元朝建立后,以元世祖忽必烈为首的统治者便将奉佛的重心转移到了藏传佛教上,尊奉藏传佛教首领为帝师,此举使得同属于教门的汉地华严宗、律宗等宗派因受到重视而重新振兴起来。至13世纪后期,为抑制金朝末年以来日益强盛的禅宗势力,元世祖开始重教抑禅。

  为了提高教门的地位,至元八年(1271)冬,忽必烈召集北方佛教中禅、教两派的高僧,就燕都设会,令二宗论议。至元二十五年(1288),忽必烈又召集江南禅、教高僧到大都“廷辩”,之后作出了升教居禅之右的明确决定,使教门冠于禅门之上。忽必烈采取重教抑禅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大都教门的繁盛。其主要措施是对教门中人委以重任,并给予崇高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诏请华严宗高僧知拣主持新建的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知拣先后被授予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等职位和封号。知拣圆寂后,其弟子德严又受命主持万安寺,并享有大司徒之爵位。元代的大都,成为与五台山并称的北方华严宗的两大基地。

  在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知拣、妙文、定演、德严、德谦和惠印等名僧大弘教门于大都,教门各派的传播取得长足进展。辽金时期华严宗传播的中心道场主要在燕京大宝集寺,而在元统治者的崇重下,又衍生出16个分道场,其中在大都就有宝集寺衍生的四个道场,是为大都教门勃兴的显著标志。此外,在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亲自组织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首所列15位参与校勘编纂者都是清一色的汉地教门僧人,而没有一位禅宗僧人参与,这也是忽必烈实行的重教抑禅政策的具体反映。在元统治者崇教抑禅政策的倡导之下,禅宗往日显赫之势难继,不少佛教寺院“易禅为教”,而教门各宗则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第二节  佛教宗派及其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元统治者重教抑禅的政策,使大都佛教宗派的传播出现教门兴盛的状况。元代教门各派在大都的弘传主要有华严宗和律宗。禅宗在蒙古族统治者入主燕京时,仍继续保持兴盛态势,后由于元统治者重教抑禅而略显沉寂,但因其具有雄厚的基础,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仍有一定的势力。

  一、华严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大都华严宗的传播,在元统治者崇重教门的倡导之下,再度出现高潮。华严宗在大都的传播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以宝集寺为中心;另一个以南崇国寺为中心。

  1.以宝集寺为中心,是在辽金华严宗传播中心道场大宝集寺的基础上,大都华严宗的传播又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据明《顺天府志》引《析津志》记载:“自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泊潭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派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其中在大都就有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天源延圣寺、大崇恩福元寺这四个道场在弘传华严宗,这是大都教门重兴的一个最显著的体现。弘传者主要有志玄、行秀、圆明、知拣、妙文、德谦、德严、定演、则堂仪公等。

  知拣(?一1312),元时曾任大都宝集寺住持,其师承应为前任住持“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据《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条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世祖皇帝建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诏拣公开山主之”,知拣受忽必烈诏请为万安寺开山住持。万安寺是元代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而元世祖却指派知拣这位汉地教门僧人作为开山住持,主要是因为元代把藏传佛教归于教门之中,而知拣佛学造诣高深,赢得了忽必烈的尊崇,所以知拣出任万安寺住持也是顺理成章。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1285—1287),他参加《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校勘编订,获“三学都坛主”之衔。受任为大都路的“释教总统”,并受赐“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邻国公”等封号。作为华严宗的弘传者,知拣继承了前辈宝集大德开创的宗风,并与后继者同门妙文共同努力,使宝集寺华严法脉不断繁盛,涌现出十六个华严分刹,对宝集寺华严宗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妙文(1237—1319),蔚州人。21岁抵京师,“依大德明和尚学圆顿大教”,从宝集寺华严大德圆明和尚学习华严宗,与知拣为同门,曾主持过宝集寺、蓟州云泉寺等名寺,晚年专修念佛三昧。

  德谦(?一1317)俗姓杨,宁州定平人。为知拣弟子。自幼出家,后曾周游四方,遍访名师。到京师后,从知拣学习华严圆顿大教,深受知拣器重,曾主持大天寿万宁寺和大崇恩福元寺。延祐三年(1316)曾参与了佛教界关于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延祐四年(1317)正月二十八日圆寂。塔葬于南城之南。

  德严,为知拣弟子。皇庆元年(1312)后任万安寺住持,曾荣膺大司徒和坛主职位。成宗曾“以司徒印给万安寺僧严吉祥。诏给钞五万锭,修帝师巴思八影殿”。延祐三年也参与了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

  2.以南崇国寺为中心,在大都传播华严宗,主要弘传者为隆安善选和定演、定志师徒等。

  善选(1175一1252),俗姓刘,燕京香河县会仙乡马家里人。因自幼出家隆安寺,得名“隆安选公”或“隆安善选”。出家后拜真觉大师为师,博通华严妙旨。后到燕京,礼永庆寺正法藏大师学习清凉国师义疏。后永庆寺毁于兵火,善选重修庙宇。重建后的永庆寺更名为崇国寺,善选成为崇国寺的开山祖师。蒙元攻打中都时,一度东逃避难。政局稳定后,回到燕京,受请主持悯忠寺、崇国寺的修复,并先后担任两寺主持。其后又主持宝集寺,曾补刊残经,启建资戒大会。宋淳佑十二年(蒙哥汗二年)五月圆寂,葬于宛平县玉河乡鲁郭里。

  定演,隆安善选弟子,俗姓王,燕地三河人,7岁人大崇国寺,事隆安和尚。他“研精圆顿教旨,隆安付以传明之任”。世祖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协力兴建,化块砾为宝坊,幻蒿莱为金界”,即北崇国寺。年七十四示寂。死后立塔,仁宗命翰林赵孟頫撰写《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大师演公塔铭》。隆安善选门下弟子还有南崇国寺定志、悯忠寺定学、昊天寺定义等,他们在善选之后分别主持崇国寺、吴天寺和悯忠寺。他们各自弘化一方,成为元初华严宗在北京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律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元代律宗在大都的传播主要由华严宗僧人兼弘,因而律宗传播道场与前文所述华严宗的道场相互交叉重叠,也是以宝集寺为中心和以南崇国寺为中心两个支系。

  1.以宝集寺为中心,后衍生出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天源延圣寺、大崇恩福元寺等道场,前期传播者有志玄,其后有行秀、圆明、则堂仪公等。

  志玄,由金人元高僧,据《元一统志》称:“大觉圆通大宗师司空志玄,当承安间,统领教门。暨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争趋下风,世称长公”。在大元开国统御之际,志玄“见古燕大明故刹,屋老僧残,考其遗迹,乃金正隆二年安远大将军甄孝兴所建,旧名甄乐。师以金易其地,大阐法筵,律仪为世所重”。

  行秀,继志玄后主持宝集寺,《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记载,志玄“一传而为领释教都总统传戒三学都坛主行秀,再传而为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

  圆明,继行秀之后主领祖刹,亦为释教总统,三学都坛主。其后为知拣、妙文、德严、德谦等(在“华严宗”部分已有介绍)。

  则堂仪公,《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记载,“至正三年,晋宁则堂仪公被诏主寺,提纲挈维,靡不经意。缁徒孔盛,宗风蔚然”。

  2.以南崇国寺为中心,后衍生出悯忠寺、北崇国寺、吴天寺、大原教寺等道场。弘传者有善选、定志、定义、定演、法闻、智学等(善选及其弟子定志、定义、定演,见“华严宗”部分)。

  法闻(1258一1317),俗姓严,陕西人,7岁从禅德辉公就学,15岁剃度,20岁受具戒后四出游历。后师从大德温公学《法华》、《般若》、《唯实》、《因明》及《四分律》。先后主持大原教寺和大承华普庆寺,获“荣禄大夫”和“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封号和爵位。后受赐辽金书戒本,王公大臣,皆仰止高风,无不从师受教。延祐四年示寂,世寿五十八岁。

  智学,为法闻的弟子,曾住持北崇国寺,亦得赐号“普明净慧大师”。后从法闻受传金书戒本。

  3.金书戒本的流传。元代律宗弘传有一重要现象,即金元之际燕京地区一度曾在律宗与华严宗高僧中流传辽道宗刺血金书《菩萨戒本》,作为律宗正统传承的重要信物。

  辽道宗书写的金字《菩萨戒本》即释迦牟尼佛所说《梵网经》,是为修大乘佛法者传授的戒律之一。戒律是佛教徒修学的重要内容,戒本是传授戒律时依据的具体蓝本。由于辽道宗皇帝金字《菩萨戒本》具备了传授菩萨大戒的实际功用,又出自帝王之手,使其备受佛教徒重视,视之为律学传承的权威象征和“镇寺之宝”。在佛教徒的虔诚护持下,道宗金字《菩萨戒本》自问世后一直传到了元末,流传了二百年左右,前后受持的律僧有十八位。《善选传戒碑》中记有关于它流传的清晰脉络。据记载,定演在受命建成北崇国寺后,曾得到“昊天宿德雄辩大师,授师辽道宗刺血金书戒本”。定演受传金书戒本后声望倍增,“众咸稽首座下”。从其祝发弟子数以万计,尊礼他为“羯摩首”。其后,金书戒本由定演传至法闻。法闻又传北崇国寺智学。智学受持时已届元末。其后金字《菩萨戒本》传承情况不明。

  三、禅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禅宗的传播在蒙古族统治者入主燕京与元朝建立后两个时期,略有不同特征。

  1.蒙元统治者入主燕京时期。蒙古族统治者于金贞佑三年(1215)攻陷金中都,入主燕京。禅宗以其在金代形成的强大势力而成为蒙古统治者笼络的主要对象,得以保持兴盛态势,占据旧日燕京一些著名寺院如庆寿寺、竹林寺、开泰寺、三学寺等,并涌现出不少名重当时的禅宗大德,如报恩寺的万松行秀,庆寿寺的海云印简,圣安寺的澄公,崇寿寺的祖朗和志奥,大万寿寺的和公、润公,竹林寺的容庵等,分别属于临济、曹洞和云门三派。时人耶律楚材有谓:“昔予在京师,禅伯甚多。”其中以万松行秀和海云印简影响最大。

  万松行秀(1166—1246),由金人元的曹洞宗名僧。河内(河南沁阳)人,俗姓蔡,名行秀,自号万松,世称万松老人。早年在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四方。来至燕京,游历潭柘、庆寿、万寿诸寺。后至磁州(河北磁县)大明寺,谒雪岩如满。满公“识为法器”,付以衣偈,成为曹洞宗第十四代宗匠。他先到邢州净土寺,创“万松轩”接众自修,故有“万松”之号。金章宗时移锡中都,先后住万寿寺、仰山栖隐寺和报恩寺。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应耶律楚材之请,著《从容录》六卷。他学养深厚,儒释兼备,辩才无碍。深得北方缁素和金蒙两朝统治者尊崇。金章宗曾沼他于内殿说法,并奉以锦绮大僧祇衣。元太宗二年(1230),窝阔台赐佛牙一颗予他,尊称其“万松老人”。1236年,元朝政府推行僧道考选制度,委其负责。元朝中书令耶律楚材奉他为师,主政后推行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皆源自万松行秀的主张。1246年万松行秀示寂于燕京,终年8l岁。北方缁素为其建舍利塔多座,今北京西四地区“万松老人塔”即为其一。有禅学著述《从容庵录》、《祖灯录》、《请益录》、《释氏新闻》、《辨宗说》、《心经风鸣》、《鸣道集》和《禅悦法喜集》等传世。

  万松行秀门下得法弟子中,以雪庭福裕、华严至温、林泉从伦、千松明德和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五人最为著名。

  雪庭福裕(1201—1275),俗姓张,字好问,号雪庭,太原府文水人。《五灯会元续略·雪庭福裕禅师》记载,他初从仙岩寺休林老和尚受具,学有所成。后赴燕京,投万松行秀门下修学禅法,“松一见便许印可”。其主要活动在蒙古族统治者入主燕京时期,是宪宗时期佛道大辩论的发起者,与万松行秀的另一位弟子林泉从伦都是佛教方面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忽必烈对他十分敬重,曾授命他总领天下释教。

  华严至温,字全一,为刑州郝氏子。《五灯会元续略·华严至温禅师》称他,“六岁祝发参万松。博记多闻,论辩无碍,松命为侍者。凡松偈颂法语一闻辄了,遂得法焉”。因其与刘秉忠为同乡,“太保刘乘忠荐师大可用。世祖召见与语。大悦”。曾被忽必烈诏至和林居三年,赐号曰佛国普安大禅师。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异香三日。荼毗。舍利无数”。

  林泉从伦,继万松行秀之后主持报恩寺,对曹洞宗的弘传和研究尤为突出,著有《空谷集》(全称《林泉老人评唱梭子青和尚颂古空谷集》)、《虚堂集》(全称《林泉老人评唱丹霞淳禅师颂古虚堂集》)等多种禅学著述。

  湛然居士(1190—1244),字楚材,号湛然居士,为万松行秀之法嗣。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世居金中都,自幼学习汉文化,13岁攻读儒家经典,17岁举进士。金贞佑二年(1214),举左右司员外郎。后来到中都,初从京师圣安寺澄公学佛参禅,后禀命礼谒万松行秀,参究三年,得其印可。他以人世精神辅佐蒙古汗廷朝政,官至中书令即宰相,同时,用佛教的思想影响统治者,推行万松“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主张,谏止蒙古统治者滥杀无辜,拯济众生。逝于淳佑四年,世寿五十五。著有《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以及《西游录》等。

  海云(1202—1257),金元时期禅宗名僧。俗姓宋,山西岚谷宁远人,法名印简。年幼出家,拜中观沼公为师。1l岁受具戒。1221年,来到燕京大庆寿寺,师从中和璋禅师,获其印可,成为嗣法弟子。此后以振兴临济为己任,先后主持了燕京庆寿寺、竹林寺、昌平开元寺等诸多大刹,所度弟子无数,深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蒙古统治者尊崇。太宗九年(1237),获赐号“光天镇国大土”;定宗二年(1247)“颁诏命师统僧,赐金万两”,于吴天寺为国祈福;1251年,宪宗颁诏命他掌天下释教;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佛教中的领袖地位。1242年和1252年忽必烈两次诏他访问佛道。1257年示寂,世寿五十七,赐谥“佛日圆明大宗师”称号,敕命在其生前主持过的七处寺庙建塔,其中燕京庆寿寺和潭柘寺就各建其舍利塔。海云一生的活动对元代临济宗乃至整个元代佛教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至元年间,忽必烈建大都城时,庆寿寺海云禅师塔处在规划中的城垣上,忽必烈为保全海云塔,下令“迁三十步许而环之”,以至建成后的大都南垣西段形成一段弧形墙。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又追封他“光天普照佛日圆明佑圣国师”称号。著有《杂毒海》。

  海云门下弟子有可庵朗、赜庵儇等十四人,可庵朗、赜庵儇两人的再传弟子分别是刘秉忠和西云子安。

  可庵朗,海云门下弟子中以可庵朗最著名。可庵朗即智朗,为海云的法嗣,继任大庆寿寺的住持,为海云树立了《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可庵朗其人不见于《元史》,只能就零散记载略见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正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可庵朗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谥文贞)的师傅。《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中记有,岁在辛丑(1241),燕京普济禅院宗主善琛与其僧众以状施其院为师(海云)养老之所。后普济院经海云重修,改为海云禅寺。海云示寂后,由可庵住持海云寺。同时,可庵还继海云之后任大庆寿寺住持。足见可庵朗地位不同一般。可庵朗大约卒于至元三年之后,至元九年之前。塔葬于海云塔之东,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出家为僧后,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至元元年(1264)还俗后始更今名。邢州(河北省邢台县)人。《元史·刘秉忠传》称其“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17岁时,因不满时势,到磁州武安山为全真道士。后转投佛门。1238年天宁寺虚照禅师令他掌书记。同年秋游学云中,留住云中南堂寺。1242年,受到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闻其博学多才艺,邀与俱行”。后推荐人忽必烈的幕府,“应对称旨,屡承顾问”。他博学多能,“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他虽位极人臣,深受忽必烈重视,仍斋居素食,保持僧人身份。他接受了海云弟子可庵朗的衣钵,曾担任过燕京大庆寿寺的第十八代住持。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令其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以显爵。

  2.元朝建立后禅宗在大都的传播。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推行“重教抑禅”政策,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成宗即位后,帝王对禅宗的压制有所放松,大都禅宗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主要流行临济、曹洞两系,以临济一派势力为强。

  临济宗在大都传播的道场是庆寿寺、竹林寺等旧有的寺庙,传播者为海云禅师一系的法脉,如西云子安及其弟子北溪延公、鲁云行兴和秋亭亨公等。

  西云子安,为海云弟子赜庵儇的弟子,临济正宗第十五代传人。元贞元年(1295),受诏主持大庆寿寺,历经成宗、武宗、仁宗三朝,使禅宗临济一派的势力有所恢复。仁宗时赐号“佛光普照明极净慧大禅师”,授荣禄大夫、大司空爵位,赐“临济正宗之印”,并特命赵孟頫撰《临济正宗之碑》立于寺中。

  北溪智延,西云子安的弟子,彰德(河南安阳)人。先人当地凤林寺为僧,后北上大都,师从西云子安学法。西云子安示寂后,仁宗命其继主大庆寿寺法席,赐号“佛心普慧大禅师”,授与荣禄大夫、大司空爵位,领临济宗事。“前后赐以金玉佛像、经卷及其它珍玩之物数十事”。英宗对其也很敬重,“以禅师先朝旧德,每人见,必赐座,访以道要”。后归隐彰德天宁寺。

  鲁云行兴,郓城(山东郓城)人。初于本乡乐闻寺出家,具戒后北上大都,投西云安公门下,从学三年而尽得其道。先受师命主持海云寺,英宗时又受诏住竹林寺,文宗时特降玺书,命主大庆寿寺,并赐“庆寿长老”和“领临济一宗”两方玉印,以示尊崇。主持大庆寿寺期间,禅宗一派又有所发展。

  秋亭洪亨,顺德(河北邢台)人。初于本地开元寺出家。年二十北游大都,受学于西云子安。后受命往来于大都之广福寺、竹林寺、庆寿寺及江淮各地宣扬佛法。顺帝初年,鲁云行兴圆寂,秋亭洪亨继任大庆寿寺住持。晚年退隐故里旧寺,弟子显仪继主庆寿,承临济正宗之传,直到元末。

  曹洞宗在大都传播的道场为大万寿寺和仰山栖隐寺。传播者有大万寿寺的佛心宝印和仰山栖隐寺的万山行满等。

  佛心宝印,名思慧,建宁浦城(福建浦城)人。幼年居齐鲁一带,从东平鞍山新公为师。成年后北上大都,先后拜林泉从伦和东川圆让为师。后主持大万寿寺法席达20年。其间,修寺建塔,收复寺田,重振宗风。仁宗时,特赐银印,领曹洞正宗。

  万山行满,祖籍山东,因先祖到江西做官,故生长于吉州(江西吉州)太和。初在本地弥陀寺为童行。至元十七年(1280)北上大都,至仰山,先后礼泽庵公、素庵琏公为师。至元二十七年(1290)得素庵付以衣钵,成为栖隐寺第二十六代住持。后又参云门、临济,皆得其精要。大德七年(1303)受请主持仰山,升堂说法,声名大振。武宗对他十分敬重,未登基时便三幸其寺,施钱施物,助建佛像、佛塔,登基后对他更是恩宠有加,赐号“佛慧镜智普照大禅师”。皇庆元年(1312),仁宗又授予荣禄大夫、司空。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如高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徒辇真吃刺思等常与他研讨佛理,结为道友,大都的王公贵族亦纷纷归敬于他。

  四、其他宗派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1.唯识宗。在元朝统治者推行重教抑禅的政策下,属于教门的唯识学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时有高丽僧人惠永等来大都学习唯识宗,归国后成为高丽国著名的唯识学大师。

  惠永(1228—1294),高丽名僧,俗姓康,闻庆人。高丽忠烈王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他率领写经僧众百人来到中国元大都,受诏居大庆寿寺,用泥金写大藏经。翌年金字大藏经写毕,元帝赠与甚厚,遣使送还本国。惠永在大都期间,曾研学唯识宗,回国后,继续弘扬唯识学,得到“一国所尊之法王”称誉。忠烈王二十年(1294)去世。谥号弘真。

  2.天台宗。元代中期,在大都弘传天台宗的僧人主要为性澄。

  性澄(1254—1331)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英宗至治元年(1321)受诏人京,得到英宗礼遇,问道于明仁殿。受命居青塔寺校勘《大藏经》,英宗曾驾幸寺中文殊阁慰劳,并赐予《无量寿经》等经若干卷。校勘完毕后,又奉旨在白莲寺建水陆无遮大会,英宗赐号“佛海大师”。

  3.大头陀教。又称糠禅。金末元初,在燕京城内仍有流行空间,“市井工商之徒,信糠者十居四五”。士大夫中也多有信奉者。人元以后,糠禅以头陀教的名称在大都流行,甚至在宫廷中也不乏信奉者。当时京城著名的元杂剧坤伶顺时秀,是糠禅信奉者,她经常人宫为帝后贵族演出,时任宗教管理机关宣政院判官的张昱所作《辇下曲》称她:“肩垂绿发事糠禅,淡扫娥眉自可怜。出入内门装饰盛,满宫争迓女神仙”。即是大头陀教在宫廷流行的写照。头陀教在大都弘传的道场有胜因寺和清安寺、兴福院等。弘传者主要有雪庵溥光、如庵溥圆和寂庵志诚和舍尘与其徒刘普照等。

  雪庵溥光,为头陀教十一传弟子。蒙元初至大都,受到忽必烈赏识。至元十八年(1281),世祖“赐大禅师之号,为头陀教宗师”,并为其在大都修建大胜因寺。成宗时,授昭文馆大学士,仍掌管头陀教之事。延祐三年(1316),溥光曾受命与集贤大学士李衍、大庆寿寺住持长老智延、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等共同翻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在大都颇有影响。溥光之后,头陀教的著名僧侣有如庵溥圆和寂庵志诚等。

  如庵溥圆,俗姓李,字大方,号如庵。河南巩县芝田人。“早习头陀教,受业于藏真澄公”,他机警不群,众推为法器。后至大都,为溥光法弟,“遂学其书”。溥圆亦能诗,著有《头陀师李大方诗集》。

  寂庵志诚,为溥光弟子,先后主常乐院、清安寺、广化寺。至元十四年(1277),世祖令为大都路禅录。大德元年(1297),成宗赐号“静照妙行大禅师、诸路头陀教门都提点”。志诚“自授道至人灭四十九年,弊衣蔬食,受经诵戒,持诸部咒,仡仡朝夕,未尝以寒暑废,于其教可谓无愧矣”。有弟子五人。

  舍尘与其徒刘普照,据元《兴福头陀院碑》记载,大都保大坊北有兴福头陀院。有僧舍尘,出家习头陀教,与其徒刘普照游京师,“刻意问道,日唯一食。……草茇安寄,束身坚忍”。至元年间,平章政事王毅、枢密副使吴硅等“始买今院地”。大德年间,平章政事贾某夫妇引见于皇后,“教出财帛,建其殿曰慈尊”,“其悉以皇后私府输助之”。延祐五年(1318)告成,“复奉宸旨禁护,而掌其教者锡名清修妙行,以褒美之”。

  4.密宗。中国密教始于东汉末,而盛于中唐以后,并远播日本、韩国等。作为大乘佛教的晚期形式,密教的基本精神和成熟形式又多保留于西藏。元代自藏传佛教传人大都以来,受到统治者的尊崇而势力强大。藏传佛教又称“藏密”,由于在思想仪轨等方面与密教有诸多相似之处,致使密教被藏传佛教的强势所覆盖,传播空间渐趋缩小。自元代以后,密教僧人在北京地区偶有传播活动,却终因与藏传佛教难以严格界分而未能作为独立宗派而存在,以至那些辽金时期遗存的具有传统密教特色的陀罗尼经幢,也已成为点缀在北京城乡的文物古迹。

  第三节  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

  元代统治者崇佛,大都佛教空前兴盛。从帝王后妃、贵族士大夫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成为大都一时风气。

  一、帝王后妃的佛教信仰

  蒙元统治者奉行对诸宗教优礼的政策,忽必烈以后诸帝尤其提倡和尊崇佛教。有元一代,造寺建塔,度僧作佛事,乃至帝后皇亲受戒、受法,成为常例。史载,“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崇奉,元统治者大肆兴建佛教寺院,如世祖修建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城南寺、兴教寺、大宣文弘教寺,成宗修建东花园寺、大天寿万宁寺,武宗修建崇思福元寺,仁宗修建大承华普庆寺、大乾元寺,英宗造大永福寺(青塔寺)和大昭孝寺,泰定帝修建大天源延圣寺(黑塔寺),文宗修建大承天护圣寺等。历朝皇帝、后妃还大量赏赐寺院土地作为供养。如,中统初给庆寿、海云二寺地五百顷。大德五年(1301)给兴教寺地一百二十顷。据大略统计,自世祖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此外,凡皇室举行法会,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

  元统治者不仅生时崇信佛教,死后也将自己的亡灵托庇于佛门,如大都万安寺(今白塔寺)设置皇室的御容殿。据记载,在万安寺设置御容殿的有世祖、裕宗、世祖帝后、裕宗帝后、仁宗和英宗等。“诏累朝神御殿之在诸寺者,各制名以冠之”,每座影堂都有专门的名称,“世祖曰元寿,昭睿顺圣皇后曰睿寿,南必皇后曰懿寿,裕宗曰明寿,成宗曰广寿,顺宗曰衍寿,武宗曰仁寿,文献昭圣皇后曰昭寿,仁宗曰文寿,英宗曰宣寿,明宗曰景寿”。影堂设置以后,还要“月遣大臣致祭”。祭日分常祭和节祭,“常祭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节祭之日清明、重阳、冬至、忌辰”。祭物各不相同,“常祭以蔬果,节祭、忌辰用牲”。至顺二年(1331)三月明宗命绘皇太子真容奉安于庆寿寺之东麓大殿;至正十四年(1354),皇帝赐大庆寿寺给皇太子作功德院。从元统治者设置影堂到繁琐的祭祀活动来看,皇帝、后妃崇佛祈福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人士大夫的佛教信仰

  元代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在大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具有中国化佛教典型的禅宗,更是备受士大夫阶层的推崇。其时热衷佛教的官僚士大夫以及文化造诣较高的“仕化”僧侣不乏其人,比较著名的有赵孟頫、程钜夫、姚遂、刘贯道、释溥光等,反映出佛教信仰在上层官僚和知识精英阶层中的接受与普及程度。其中尤以赵孟頫和释溥光最具代表性。

  赵孟頫的佛教因缘。赵孟頫(1254—1322),元代书画大家。字子昂,号松雪,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为宋朝宗室的后裔。元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高土于江南,将赵孟頫等十余人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赞赏其才俊,给予极高礼遇,授以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大德二年春,奉召人京书写金字《大藏经》。大德三年,任江浙儒学提举,在此期间,与江南禅僧多有往来。元仁宗即位后,仍备受重用,升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官至一品。死后迫封魏国公,谥文敏。

  赵孟頫以宋朝宗室出身而仕元,虽因杰出的才华得到世祖至英宗五位帝王的恩遇,然仕途险恶,精神上的苦闷促使他倾心于佛道,从中寻求精神寄托。作为一代书画大家,他博学多才,在诗文、书法、绘画、音律等方面皆有造诣。他的书法作品时称国朝第一,对后世影响甚大。他年轻时就喜欢抄写《金刚经》,一生中抄录了大量的佛教经卷,在长子病故和幼女夭亡时,曾各抄写一卷佛经,以回向他们得度。赵孟頫所抄佛经流传于世的多达八十多册(卷),仅《金刚经》就十一次,有十二册。《心经》、《圆觉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他都抄写过多次,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信{印。

  赵孟頫的《松雪斋集》中还收录有不少为名僧撰写的塔铭,如《胆巴帝师碑》、《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大师演公塔铭》和《临济正宗之碑》等。这些碑铭塔记不仅成为传世的书法艺术杰作,从中也反映出赵孟頫对佛教的理解。此外,赵孟頫平生与高僧中峰明本和尚之间书札往来甚为密切,广为流传的《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堪称元代士大夫参禅问道的典型范本。

  奉诏蓄发的释溥光。溥光,大同人,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为头陀教十一传弟子。至元年间至大都,受到忽必烈赏识。至元十八年,世祖“赐大禅师之号,为头陀教宗师”。溥光自幼喜读书,经传子史无不淹贯,文学功底深厚,他能诗文,善书画,在书法和绘画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以楷书大宇名重当时,后由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向朝廷推荐。当时大都宫廷中的匾额,有不少出自他的手笔。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赐号玄悟大师,并特封他为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溥光作为御赐高爵的名僧,于至元年间奉诏蓄发,成为跻身社会名流士大夫阶层的方外之人。仁宗延祐三年(1316),溥光受命与集贤大学士李衍、大庆寿寺住持长老智延、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等“翻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在社会上颇有影响。